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拥军优属规定的通知

深府〔2010〕29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拥军优属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深圳市拥军优属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拥军优属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26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自觉履行拥军优属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拥军优属工作，作为其任期目标管理和政绩考核的内容。

　　宣传、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拥军优属活动和先进典型，营造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切实保障驻军部队粮油、水电、燃料、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积极支持和配合部队完成军事训练、战备执勤、军事演习、国防施工、营房建设等任务；支持帮助驻军做好水、电、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驻军工作和生活条件。对部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按政策规定及时研究答复，妥善解决。

　　为支持部队更好地完成军事训练、战备执勤等任务，市政府给经批准享受驻深部队待遇的在编官兵每人每月一定的生活补助，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并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智力拥军和科技拥军活动，帮助驻军部队开展文化教育和科技培训，协助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并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军休所、军休服务管理中心、军供站建设，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经营。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严格按照国家征集兵员的规定，把好兵员质量关，将优秀青年输送给部队，保证部队兵员质量。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预备役工作。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要积极配合预备役部队加强对预备役人员的选配工作，对本单位转服、选服预备役的人员，按预备役部队的要求在训练时间上予以保证。

　　第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等，军队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公共场所停车场，军队车辆一律免费停放。

　　第十条 依法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不得占用、毁坏军事设施。

　　在建设开发或者施工的过程中，涉及军事设施时，应当事前与驻军协商解决，未经协商同意或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占用军事设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做好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队无军籍职工和部队随军家属的接收安置工作。

　　第十二条 本市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退役军人、部队随军家属和本单位的军属，与其他职工同等条件下，应当在安排岗位工种、班次等方面给予照顾。在企业兼并、改制实行经济性裁员中，与其他职工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军队退役人员下岗失业后，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

　　在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残疾军人，享受与所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所在单位不得因残疾将其辞退、解聘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烈属（含因公牺牲）、四级以上残疾军人子女，符合入学或就业规定和条件的，当地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应优先安排其入学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就业。

　　第十三条 军人子女及军队转业干部随迁子女入园入学，按照教育部门关于深圳市驻军干部子女入园入学有关优先优惠政策规定执行。对需要跨学区入学的，教育部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给予照顾解决。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对按照政策规定享受定恤定补的残疾军人、红军失散人员、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由市（区）民政部门按照不低于省规定的标准给予定期抚恤或者定期定量补助。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关于修改并重新印发深圳市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府〔1999〕123号），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把抚恤补助经费的支出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落实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抚恤补助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与全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

　　第十五条 本市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孤老烈属、孤老复员军人的医疗费用按照规定予以保障。残疾军人、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享受医疗优惠待遇。一至四级残疾军人享受特约门诊待遇。

　　移交本市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军队无军籍职工以及军队离退休干部无经济收入的家属、遗属的医疗保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到本市公立医院就诊时，凭有效证件免收门诊挂号费，看病优先。医院应当设立明显的优先优惠标志。

　　第十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有关行业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应当优先优惠服务。车站、港口、机场、银行要设立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优先窗口。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和本市户籍享受抚恤补助待遇的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军队离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地铁；乘坐火车、轮船、长途汽车、国内飞机，其票价优惠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市公益性游览参观点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和本市户籍享受抚恤补助待遇的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军队离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优待参观。商业性游览参观点对现役军人实行半票优待参观，在"八一"建军节当日，实行免票优待参观；对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实行免票优待参观，其中，对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免票优待1名随行陪护人员参观，对七至十级残疾军人实行半票优待参观。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处理军队官兵涉法问题的组织领导，依法保护军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协调和处理军队官兵及其家属涉法问题，及时有效地提供法律服务。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处理军地矛盾和纠纷，应当主动与驻军沟通协商，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第十九条 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费由各区人民政府负担。军人抚恤优待经费，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支持驻军开展争创先进活动。对当年被授予荣誉称号、立功受奖或者被评为"优秀士兵"的义务兵和士官，由应征入伍前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者基层单位组织人员到其家中走访慰问祝贺，并按《关于修改并重新印发深圳市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府〔1999〕123号）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分别为现役军人家属和烈士遗属张挂"光荣军属"和"光荣之家"门牌。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定期走访驻军部队和优抚对象，了解情况，征求对拥军优属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完善拥军优属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预算中安排的拥军优属专项经费，用于开展经常性的拥军优属活动、帮助优抚对象解决突发性的生活困难。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每年组织检查拥军优属有关政策的落实情况，对拥军优属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收安置部门统一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军人和部队随军家属。

　　对拒绝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军人、部队随军家属任务的单位，由当地人民政府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批评教育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六条 侵犯军人及其家属人身权利，妨碍军人执行勤务以及破坏军事设施、扰乱军营正常秩序，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区人民政府可依据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1998年7月2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印发深圳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1998〕156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