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行政公署


哈行署发〔2006〕35号

关于印发哈密地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委、办、局：
《哈密地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已经2006年第3次行署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哈密地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行为，预防和纠正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切实推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区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政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损害国家利益，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第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坚持权力与责任相平衡、责任与惩戒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岗位考核和目标管理。

第二章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超越权限制定和发布的;
(二)违反规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
(三)规范性文件未按或未及时按有关规定备案的。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 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实施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五）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擅自设定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七）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八）实施罚款处罚不使用法定票据的；
（九）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不出具决定书及清单的；
（十）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十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收缴罚款据为已有的；
（十二）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三）不依法组织听证，或者违法收取听证费用的；
（十四）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五）不按规定实行罚缴分离的；
（十六）其它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经地区行署确认的行政许可事项，不对外公示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办理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告知义务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理由的；
（五）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六）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许可，牵头单位不及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者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完成后不及时移交其他有关部门的；
（七）擅自收费或者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或者以收取保证金、押金名义变相收费的；
（八）行政许可收费不使用法定票据或者不给法定票据的；
（九）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十）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十一）已明令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继续实施的；
（十二）其它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权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四） 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滞留等强制措施的；
（五）查封、扣押、冻结、滞留财物不出具通知书或者决定书及清单的；
（六）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七）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封存的财物的；
（八）其它违反有关行政强制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二）未依法取得行政征收资格实施征收的；
（三）擅自设立征收项目，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四）不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五）不开具法定征收专用票据的；
（六）其它违反征收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超越或者滥用法定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二）不按法定职责和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三）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检查的；
（四）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执法职责的；
（五）与违法经营者相互勾结，对执法检查事先通风报信、泄漏工作秘密的；
（六）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的；
（七）为违法经营者说情，使其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处罚，或者阻挠对违法经营者查处的；
（八）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取检查费用，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九）应当公开政务信息而没有公开或申请应当公开政务信息而推诿、拒绝公开的；
（十）拒绝、拖延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
（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其它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内部事务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来文、来电、来函，未按规定签收、登记、审核、提出拟办意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报送领导批办的；
（二）无正当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能完成交办工作的；
（三）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拖延不办的；
（四）对不属本单位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请示、不移送，置之不理的；（五）公文办理中遇有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部门协商或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未报请上级领导或机关裁决，擅自作出决定的；
（六）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者丢失的；
（七）对外发文，未严格核对文种、文号、格式、文字及加盖印章，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
（八）未经领导审定签发对外发文的；
（九）未按规定时限对外发文或者未按时更新上网资料，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未按规定使用公章的；
（十一）其他违反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贻误行政内部事务管理工作的。

第三章　责任划分

第十四条　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应当区分有关人员的责任。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承办人因徇私枉法，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违法履行、不当履行法定职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承办人因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错误，审核人、批准人未予纠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领导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七条　因适用法律错误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领导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承办人因违反法定程序，未经审核、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不按照审核、批准的事项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九条　经审核、批准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视情况追究责任：
（一）承办人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承办人可以免除其责任；
（二）承办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作出错误决定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三）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承办人的过错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领导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的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未经承办人办理、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承办人、审核人的正确意见，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直接责任，其他负责人负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直接干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执法过错发生的，该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后果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或裁决该行政复议决定错误，复议机关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领导责任，复议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
（二）因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原因产生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
（三）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理解错误的；
（四）因执行上级机关的书面决定、命令、文件等导致行政过错的；
（五）承办人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的，承办人可以免除其责任；
（六）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第四章　责任追究和责任追究机关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种类：
（一）责令限期整改并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年度依法行政及行政执法责任制评优评先资格；
（四）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停止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
（五）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六）行政赔偿；
（七）行政处分；　
（八）辞退。
前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责任追究，应当依照管理权限，由地区行署、县（市）人民政府或监察、人事部门作出。
以上责任追究种类，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
（一）地区行署负责追究县（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追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市）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对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对其它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日常工作。
（二）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监察、审计、财政、人事、编办、发展计划（物价）、保密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管理权限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工作。
（三） 地区行政执法机关负责对其下一级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四）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负责对本机关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五）实行自治区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负责人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由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追究或提交其上一级机关予以追究，其中：本办法第二十六条（一）、（二）、（三）项责任追究，由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直接行使，其它责任追究方式提交其上一级机关行使。
第二十八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通过下列途径提起并展开调查：
（一）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审查；
（三）重大行政许可决定的备案审查；
（四）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
（五）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
（六）开展专项或综合行政执法检查活动；
（七）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
（八）可能存在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同级人大机关、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九）可能存在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建议、提案形式要求调查处理的；
（十）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的舆论监督；
（十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诉、检举、控告。
第二十九条　根据调查结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当作出以下决定或认定：
（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作出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决定；
（二）虽有行政执法过错行为，但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免责情形的，作出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决定；
（三）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实，作出不予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决定；
（四）没有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作出没有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认定；
（五）应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作出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决定。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根据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影响，依照管理权限按以下规定实施过错责任追究：
（一）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社会危害和影响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书面检查；
（二）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和影响较小的，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记过处分；
（三）情节较重，社会危害和影响较大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并可以暂扣其行政执法证件，停止行政执法活动；
（四）情节严重，社会危害和影响重大的，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并可以收回行政执法证件，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和影响极大的，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并可以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须行政赔偿情形的，予以行政赔偿；
（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须辞退情形的，予以辞退；
（八）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应将责任追究结果书面送相关责任追究机关存档备查。
地区行署及县（市）人民政府和监察、人事部门认为责任追究过轻，可以重新作出责任追究决定。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一年内出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次数超过其执法行为总量10％的， 该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不得定为优秀。
行政执法机关一年内出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次数超过其执法行为总量50％的，除追究其领导班子成员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外，该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
行政执法人员一年内出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次数超过其执法行为总量10％的，取消其年度考核评优资格；一年内出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次数超过其执法行为总量50％的，除追究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外，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
第三十三条　县（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发现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依照管理权限，在15日内将处理结果报送地区行署法制工作机构和地区监察、人事部门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市）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发现行政执法过错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依照管理权限，在15日内将处理结果报送县（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和监察、人事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作出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时，应当制作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书。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行政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情况；
（二）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认定；
（四）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依据；
（五）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的处理决定；
（六）不服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决定的申诉途径、期限和方式；
（七）作出决定的机关和日期。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过错责任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意见之日起30日内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有异议的行政执法机关。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人对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过错责任处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申请复查。复查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复查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复查中发现原决定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承办人，是指具体承办行政执法工作或者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审核人，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分管领导或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人，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分管领导或主要负责人。但是，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审核权、批准权的，具体行使审核权的人员为审核人，具体行使批准权的人员为批准人。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地区行署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