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试述德国法律发达之原因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 21009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我们俗称的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土地面积35.7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三，与日本相当。但其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却雄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其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正是造就其经济水平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犹太民族、日尔曼民族、中华民族并称为世界最有智慧的三个民族。前两者早已踏上了腾飞之路，而中华之腾飞也指日可待。中国长期以来都在移植外国的法律，特别是德国的法律，并以此来促进本国法制的健全，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在移植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究外国法律，特别是德国法律高度发达的原因。作为日尔曼法的延续者、民法法系的突出代表——德国法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其法律为何能在其社会发展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正是处于振兴之中的中国所试图探知的。
一、 德国法律发展史概述
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其法律发达的外部表现，透过其中更可以发现其法律发达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探求德国法律发达的原因，必须先了解德国法律的发展史。
早期日尔曼人的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日尔曼人的部族生活时代，当时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是部族习惯。到公元1世纪以后，日尔曼人的氏族社会已出现解体的征象，开始走上了形成国家的道路。而真正的法律也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形成。随着日尔曼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加速了阶级分化，各部落也开始形成阶级联盟。同时适用于不同部族的部族法也逐步形成，但由于部族法是不成文的，口耳相传，所以大都失传。但透过一些仅存的记载可知，当时民主气氛极浓，法律的创造大都是基于全体自由人的共同意志之上，而非单个人的权力之上，①因此其部族法又被称为“人民法”。
到法兰克王国时期，法律的主要渊源仍然是习惯法，但其成文法的比例已大大提高。其中最著名的是《撒利克法典》，其是从收集、整理习惯法开始，经过当时精通习惯法且文化较高的人士汇集整理，并与当地长老商讨，最终由国王委派的罗马法学家或基督教僧侣进行编纂，并译成拉丁文。尽管其是习惯法的汇编，但在外表上是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并经民众大会通过才公布。其中关于“动产追及权”制度的规定更是对现代物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纠问式的诉讼程序也逐步形成。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分裂成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后来就成为了现在的德国。此后历经德意志王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德国逐步陷入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其间出现了经帝国议会中封建主同意而公布的制定法，而且复兴罗马法的运动也逐步展开，罗马法的德国化的运动也逐步深入，其间法学家的作用日益突现。
直至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以其著名的“铁血政策”才使德国重新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其先后制定颁布了1848年法兰克福宪法、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这些宪法为德国统一后的1871年帝国宪法制定奠定了基础。②同时一些民商法的颁布也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的历史渊源。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典，初步形成了其法典化的传统。至魏玛共和国，通过了历史上著名的《魏玛宪法》，开创了诸如宪法条文数最多，公民权保护最详尽等许多历史之最。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经济法律体系也日趋成熟，并最终定型，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重
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然而进入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法律发展进入了最黑暗的阶段，甚至出现了倒退。但随着二战的结束，法西斯战败投降，德国进入了两德并立的时期。西德对1900年《德国民法典》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并逐步完善发展了经济法律体系。同期间，西德于1957年设立了宪法法院，来处理违宪审查的事项。而东德则效仿1900年《德国民法典》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并成立了仲裁委员会、调解委员会来处理较小的法律争端。
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合并，东德地区的法律全部被废止，而西德的法律则继续延用。同时由于欧盟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欧盟的法律也被引入了德国，成为德国地位最高的法律渊源。
二、 透过德国法律发展史分析德国法律发达的原因
其实德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谈不上悠久，更无法与历史可追溯至传说中“三皇五帝”时期的中华法律相媲美。那么为何其法律却日益发达，而中华之法律在近代却日益没落呢？通过对两者法律发展历史仔细分析可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是人治，即专制；而德国法律文化的传统精神是法治，即民主。在日尔曼法时期，任何一部法律的通过必须由民众大会进行表决。尽管表决的方式极其原始，但终究在人们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纵使德国法律发展经历过种种挫折，但一旦冬天过去，人们心中的民主的种子必将重新萌芽。另外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统一是主流，而统治者为了维护这一统一局面，只有通过镇压的手段来促使内部的统一，这种镇压从根本上泯灭了新的不同思想的产生。而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即使在表面上统一的时期，其内部部族的争斗也从未停止过。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成为了各方妥协的产物，并以其来制衡各方。而正是由于这种制衡的机制在实质上使得这种法律保护了社会各方面的权利，体现出了一种相互制衡下的公正。再者，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使其不需要与外交流便可自己自足；而德国的寸土之地使得其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必须不断与外交流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其结果就是封闭的中华法律体系与开放的德国法律体系的相应产生。封闭的结果是思想的陈旧，社会的落后；而开放的结果则是内外先进思想的交流与社会的进步。
将德国的法律发展过程与中国法律发展过程进行简单比较之后，德国法律发达的原因便清晰可见了。但这只是从两个国家宏观上比较得出的结果。具体而言，德国法律发达的原因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国法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外界交流，不断吸收他国先进法律传统的过程。在德国法律发展的早期，即日尔曼法时期，日尔曼人引入罗马法来解决日尔曼人与外族人，以及外族人之间的纠纷。以后随着对罗马法的逐步吸收，罗马法最终成为德国封建法的重要渊源。著名的《德国民法典》也是以《学说汇纂》为参照模型编纂而成，就是近代德国法律中的许多制度、许多概念都可以在古罗马法中找到其原型。到了近代，德国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法国法的原则和制度。其中诸如统一民族国家的国体形式等民主政治制度的引入更是构建起了德国近代联邦制的宪政体制。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对外交流，引进吸收，使得德国的法律发展充分吸收了他国的法律发展的智慧成果和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有力的推动了其法律发展的进程，避免了不必要的自我探索造成的浪费。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振兴法制所应走的道路。
其次，德国法律发达不仅源于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学习精神，更在于其有消化吸收的能力，即拥有一大批理论功底深厚的法学家。正是由于这样一批人，使得德国法律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从根本上的创新。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家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指导作用，在德国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③正是德国法学家对罗马法的研究传播，使得各联邦采用了罗马法；正是德国法学家在本国掀起的罗马法复兴运动，才使罗马法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正是德国法学家的深入研究，才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广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法律制度。德国近代法律体系正是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基础上，由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等思辩法学家创造发展而成的。④德国从来都不缺乏法学家，而萨维尼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正是萨维尼使得历史法学派成为当时欧洲法学界的主流学派；正是萨维尼对罗马法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罗马私法学理论的研究，使得西方私法学体系趋于完善；正是萨维尼创立了在国际私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本座说”。更有人将萨维尼称为“法学上的牛顿或达尔文”。正是像萨维尼这样的一批德国法学家积极参与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活动，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学说，并以此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法律从业者，才使得德国的法律不断进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再次，德国作为民法法系国家的杰出代表，其法律成文化的特点也是其法律发达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宪法典、民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构成的“六法全书”，还是各种形式的单行成文法规，都注重对法的原则、概念作详尽、缜密的研究，都注重对法律用语表述的准确。正是由于这种法律成文化的特点使得法律更加稳定。同时由于其法条抽象性、概括性和规范性的特点，使得法律从业者的法律思维重视演绎推理，从而锻炼了其法律思维的能力，使得法律在法律从业者的思维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最后，德国法律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脱离实际的学理上的研究，其无时无刻不在针对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法律改革措施。当原有习惯法不再能有效调节因社会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的各种利益冲突时，德国掀起了复兴罗马法的运动，将大量的罗马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引入到德国法之中。当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时，经济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正是这种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改革，才使得德国法律真正发挥了调控社会的作用，才使得德国成为一次又一次法律革命的策源地。
其实德国法律发达的原因远不止这些，其他诸如完善的司法体制、独特的法学教育模式等都是德国法律发达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其学术色彩浓烈的法学教育模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知名法学家和理论功底深厚的法官、律师。发达的法律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使了人类不断向前进步。中国要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发展法律是根本，是前提。而通过对德国法律发达原因的了解，必将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再联系以中国的实际，中国法律之发达必将指日可待，中华之腾飞也必将为期不远！



① 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5页。
② 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75页。
③ 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401页。
④ 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108页。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1979年10月6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联系青年工作实际，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书记处书记、常委，列席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和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共六十一位同志。韩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胡启立同志代表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报告，高占祥、刘维明同志分别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58号文件、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和发展青年旅游事业问题发了言。

　　会议一致认为，从上次常委会以来的四个月里，会团上下抓住三项主要工作，思想集中，目标明确，工作是有进步有成绩的。会议要求各级团委继续执行《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和五月常委会议纪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团的基层建设，争取有更多的进展、更大的突破。

　　现将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如下：

　

(一)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四个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击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使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得以推进，的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等方面，都跨出了很大很坚决的步子。在大的革命转变关头，出现某些“左”或右的摇摆，对党的方针政策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历来有之，不足为怪；同时也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流毒不能低估，说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待深入。经过学习，与会同志认识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非常重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的基础就不牢固。说拥护党的政治路线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定要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搞好，马思想路线搞端正。

　　会议确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首先要在团的领导机关和专职干部中学习好、讨论好，逐步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把团的干部武装起来。同志们回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团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在《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中，曾经提出了在团干部、团员、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任务。但这段时间，一方面，因为团中央刚刚全面恢复工作，会议、活动较多，很少时间坐下来“务虚”、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党内出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这样两股思潮，有一些干扰。总的看来，我们团的领导机关还没有把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抓。我们对青年的思想动向调查研究不够，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不深，因此在一些思想理论的是非问题和实际工作包括青年工作的是非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思想路线上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造成了长期以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我们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发生在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个老问题上，足见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迫切性。

　　会议认为，从团干部队伍的现状看，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更有特殊的意义。团的干部比较年轻，大多数都是基层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有朝气，肯学习，勤思考，本质、主流是好的。但毕竟，他们在成长时期碰上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党风、学风遭到破坏，“现代迷信”盛行。不少同志长期耳濡目染的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权威”贩卖的“假药”，反倒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和本来面目感到陌生。这就给许多同志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重新学习、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就是老一点的同志，面对新时期的新矛盾新情况，同样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要肯定过去的好传统，同时也要看到，文化革命前，我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看法、提法上，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科学、甚至是“左”的东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中了毒。这方面，老同志新同志都不要有盲目性，都要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路线搞端正。

　

(二)

　　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是要发动一场什么政治运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更多的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要把真理标准讨论好，最主要的是要密切联系团干部的思想，联系当前团的工作，有破有立地解决现实问题。不是要领导做“表态文章”，也不是要搞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探讨。当然把基本的理论观点搞清楚是必要的，但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于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达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从当前团的工作实际出发，这次讨论要在团的干部中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弄清坚持还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真高举和假高举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这是最吓人的帽子。这样讲的人，极少数是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或者是因缺乏马列常识而人云亦云。“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讲的，是一个经典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讲到俄国革命中“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另一派则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来“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使“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列主义也曾经有过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问中国实际，用只言片语唬人、骗人，这是王明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毛主席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究竟哪一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真正高举的呢?历史已经做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形成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如果反对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那就是抽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如果想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掩盖林彪、“四人帮”的东西，那只能是玷污毛主席的旗帜。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善于把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整、准确地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立场、观点、方法，而又不囿于某些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勇于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完善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举。

　　第二，要抓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肃清流毒。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必须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批判极左路线同坚持四项原则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破坏、践踏四项原则，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都是为了坚持、维护四项原则。我们越是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就越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我们才有批判极左思潮的锐利武器。如果不清除林彪那个“念念不忘”之类的流毒，那就不能正确理解四项原则，“坚持”也会走样。

　　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必须联系实际，消除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流毒。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符合我国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理解、贯彻执行。要看到，在团的工作中，阶级斗争问题上极左的流毒是相当深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动血统论，十多年来，这个东西成了发展团员、使用干部的一条不成文法，成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组织生活中和人与人关系中一根无形的绳索。现在虽然中央发了文件，而我们一些同志在落实党对不同出身青年的阶级政策方面，总是犹豫观望，余悸难消。因此，对今天的阶级状况和青年中的“阶级烙印”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各级团干部都应该加以调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的批判，也需要分析。把人性和阶级性绝对对立起来，把“斗争的哲学”无限推延到一切领域，这种做法在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在对青年特别是后进青年进行教育的工作中，带来了极坏的后果。似乎无产阶级就是“冷冰冰”加“硬梆梆”，谁要是对青年讲尊重、关心、感化，那就是“人性论”。结果不知道因此做了多少不近情理的事情，脱离了多少青年!应该承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课题本事不大，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习惯于“激化”矛盾，而不善于“转化”矛盾。错误当然应该批评。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取消，但是，“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们赶上天堂”(列宁语)，而一定要用说服、讨论、商量加等待的办法，去妥善地解决青年中的各种思想、作风问题。

　　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不是说出现了右的思潮、倾向也可以不加理会。反对错误倾向，贵在实事求是。我们要坚决肃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流毒和影响，但也要如实看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纠正冤、假、错案，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一定要坚定不移，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并批判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与集中统一意志正确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维护法律和秩序。

　　第三，要探索、研究新时期的青年和青年运动，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

　　对过去和当前团的工作，都要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的“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的帽子，虽然去年中央“五四”通知已予推倒，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黑三团”的阴影，使得一些同志思想受束缚，手脚放不开。对把学四化干四化提为新时期青年的“主课”，有的同志就有犹豫，而更多的是不习惯、不熟悉。在经济与政治、生产活动与思想教育问题上，如何克服“两张皮”，把它们结合好，还有待我们在反复实践和不断总结中找出一条路子来。关心青年的劳动就业、业余学习、文娱生活，包括正当的社交活动、婚姻恋爱，这方面的“禁区”已有所突破，但总的说，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有时还有反复。会议根据最近党中央关于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要成为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有职有权有责而不要成为装饰品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开展独立活动，发挥首创精神，努力做到群众组织群众化。共青团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和组织青年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和代表青年群众正当的政治经济权益，关心他们的痛痒，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积极设法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要正确处理服从党的领导与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的关系，把“党的助手”与“青年的核心”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共青团在党、群之间起好桥梁作用和纽带作用。这是一个涉及团的性质、任务和团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全团同志都要解放思想，加以探索。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方面惰力也更大。要突破，要改变，更需要胆识和毅力。政治运动连续搞了十几年，思想工作也难免伴随着粗、大、空等毛病，比较习惯的是找“对立面”，搞“斗则进”那一套，要看到，教育青少年是一门很细的学问，是一门“艺术”。当然，必要的集中教育，如果指导思想对头、方法得当，是有作用的，不能否定。但是，大量的应该是做精雕细刻、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工作，是用陶冶的方法、说理的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去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符合青年成长的规律。要循序渐进，不能动辄要求“立竿见影”，要和风细雨，不要搞“雷厉风行”。对青年不能只讲政治概念，要更多地讲思想和品德的修养。当前，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件事是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要认真加强对后进青年的工作，研究一下转化人的学问。有个口号叫做：“大家都来做打开‘锈锁’的能工巧匠”。我们有二百万个团支部、十几万专职团干部、众多的辅导员，如果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支部转化一个后进青少年，将会给社会减少多少麻烦，而给四化增添多少有生力量啊!这件事要大大提倡一下，务必要有所突破，有点长进。另一件事是要正确对待青年中属人民内部性质的不同意见，包括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思想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但要求那么“纯而又纯”是不切实际的，强行搞“舆论一律”也是做不到的。在人民内部，绝不可一听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甚至轻易用专政的方法去对付。实行民主，就要准备听不同的声音。对的接受，不对的说服、错误的抵制。总之要有民主的精神，分析的态度，用积极引导、以理服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

　　为了组织好真理标准的讨论，会议要求各级团委：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团中央书记处起，包括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亲自抓，带头学。学习、讨论的安排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进行。关键是领导班子要讨论好，武装好，努力站到思想解放的前列。各级团校和团干部训练班都要把弄清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列为重要教学内容。青年报刊要改进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事例，向青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二、虚实结合，开动机器。要下功夫有目的地读一点马列原著，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实践标准，不是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有这个误会。不读书的状况要坚决地改过来。在读的基础上要开动机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提出问题来讨论。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提倡探索精神。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以革新者兼实干家的态度，去调查、研究现代化建设和共青团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要敞开思想，充分议论，做到实事求是。思想敞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讨论深度的一个标志。

　　三、贯彻民主精神，实行“三不主义”。思想能否敞开，讨论能否深入，关键在兑现“三不主义”。在组织内，在会议上，为理解马列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允许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允许批评和反批评。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向组织讲真话，讲心里话，应该受到保护。对为探求正确认识而在学习中发表各种意见包括错误意见的同志，要坚持和风细雨，耐心说服。要坚持，既是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一定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