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立案的若干建议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曾建莉 康小龙


对于当前的民事再审案件制度，法官们认为，再审太多太滥，反复再审不仅给法院的工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也危及到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而当事人则认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作用不大，申请再审的权利受到了轻视。当事人和法官在感受再审制度时所处的位置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也不足为怪。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造成双方对现行再审制度均有意见的根源却是相同的，即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制度的规定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使得现行再审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弊端已不能适用当前的新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若不能高效、公正、权威地解决纠纷，将会损害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声誉，动摇外商的投资信心。因此，完善我国现行再审制度就具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想就如何完善我国民事再审案件的立案审查提出如下探讨意见：
一、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仅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而且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对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是导致法院裁决没有司法权威和再审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带有很强的职权色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国家更加注重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这不但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作为公权力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领域，对市场主体的尊重转化为对诉讼主体的尊重，这些已经在诉讼的规范中有所体现。既然民事诉讼法尊重当事人对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选择权，那么也就应该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力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才能使民事诉讼在更多地符合当事人愿望的情况下进行。而对当事人这种选择权的尊重也并不会损害国家司法机制和司法的权威性。但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机制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选择权仅限于一审程序及二审程序，对再审程序的选择当事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故笔者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申请的权利属于当事人，只有当事人具备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2）取消最高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于自己无权管辖的民事再审案件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3）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规定作出限制性解释，将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严格限制在当事人没有对法院终审判决提出申诉，但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终审裁判确有错误，可能造成国家资产流失的范围内，且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时依法享有和承担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二、提起民事再审的诉讼时效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这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在时间上的一般限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超过期限不行使权利的，视为权利人放弃再审诉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当事人明知裁判公正、合法，却不断申请再审，甚至利用再审故意拖延时间，延缓执行等问题。各法院也普通认为，给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过长，正好使有些无理缠诉的当事人钻了空子，给法院的再审立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故笔者建议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缩短至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年内。


三、民事再审案件的受理范围
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受理；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再审事由的具体明确，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也便于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受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因此，改革再审制度的当务之急就是将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再审立案标准予以细化，使之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再审立案标准既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体现现代司法理念，同时也要考虑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实现司法公正与维护既判力，树立司法权威之间的合理平衡，防止再审立案标准规定过宽而造成再审启动的随意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申请再审的理由是：（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笔者认为，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细化没有必要对每一条的内容逐一作出解释说明，如何在不违反现行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下，作出尽可能合理、明确的解释，并且起到规范再审制度的作用，笔者考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规范民事再审立案标准：
1、从实体方面，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考虑，包括：（1）作为原判决依据的主要书证或物证系伪造、变造的；（2）证人、鉴定人所作出的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变造的；（3）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国家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4）由于一方当事人行为，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举出的；（5）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禁止性规定；（6）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
2、从适用法律方面考虑即适用法律错误，影响公正裁判的，主要包括：（1）适用了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2）适用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规章错误的；（3）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
3、程序不合法，影响实体处理结果，主要包括：（1）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2）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3）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4）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5）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6）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宁件未公开审理的；（7）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诉讼的；（8）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
4、审判人员经查证属实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上述再审立案标准，使当事人和法官易于把握并能够及时作出判断，避免了那种“当事人一纸申诉状，法官埋在案卷堆里”的现状。
四、民事再审案件的受理程序
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22条规定，对当事人提起的再审申诉，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登记后立卷审查。这一规定说明，再审案件是否需要立案再审的审查工作应由立案庭负担。立案庭立案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再审案件予以立案并移送审判监督庭再审，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供当事人和法官遵循，使再审立案工作极不规范。笔者对此初步设想如下：
1、当事人必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专门受理再审申请的部门亲自递交再审申请；
2、再审申请必须具有法定事由，并且应当提供支持其诉讼的有关法律或事实依据；
3、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后，应当传唤申请再审人和被申请人到庭听证，并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否符合法定进行审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应当按自动撤回再审申请处理，以后也不能再另行提起申请。
4、对于符合法定事由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对于不符合法定事由的，裁定不予受理。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在现时情况下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但最高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当事人不能再行提起再审之诉。
五、民事再审案件诉讼费的收取
1999年6月19日最高法院对《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进行再审的案件，当事人依照《办法》有关规定交纳诉讼费。实践证明，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收取诉讼费，较好解决了有些当事人虽对一审裁判有意见，但为了不交纳上诉费故意不上诉，待裁判生效后申请再审；或当事人不负责地到处申诉，滥用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的诉讼权利，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故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可作出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按相关规定预交诉讼费用。经过人民法院再审，如果申诉人败诉，预交的诉讼费用不予退还；如果申诉人胜诉，则将再审预交的诉讼费和原来一审、二审不应承担的诉讼费，退还给再审申请人。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论公司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从公司人合性和资合性要素考察

(发表于《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山西圣合律师事务所 王斌周

[摘要]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情形下的司法解散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司法解散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易产生判决上的不公。公司僵局危害巨大，通常表现为股东会和董事会僵局。法官在运用司法解散权时，应从公司人合性和资合性要素依次考察公司僵局状态，即判断公司的人合基础是否已完全丧失、公司的法人财产是否处于不断损耗和流失的严重状态。

[关键词]公司僵局 司法解散 人合性 资合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有限责任公司是人资兼合的公司，股东之间良好的协作关系是公司发展进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基础。然而在现实中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和中小股东退出机制的障碍等问题极易引发公司僵局的出现。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此举意味着公司僵局出现后利益受损股东退出机制和司法解散权制度在我国的的建立，解决了新公司法颁布前法院处理诉请解散公司案件无法可依的窘境，体现出公司法对利益受损股东的人文关怀，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然而，该规定也存在着司法解散判断标准不明确的严重问题，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诸多因素影响下的个人主观臆断容易导致同类型案件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稍有不甚就会引起案件处理上的不公。如在2006年4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责任公司请求解散上海博华基因芯片技术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定由于公司尚存在打破僵局、改善经营的客观条件，对原告博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①；2007年3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争议股东高某和肖某因公司经营问题发生暴力冲突，后经警方介入方才平息的情况下，仍因公司经营正常，略有盈余，双方互殴造成的矛盾并不能证明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公司已经陷入僵局，因此驳回原告高某要求解散并清算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②； 而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10日对陈某诉请解散浙江西山泵业有限公司、上海西山泵业有限公司一案的终审判决中认定，两家公司经营管理正常，是董事长大吴事实上单方面控制公司的结果，未能由此化解股东之间的纠缠，公司僵局的持续，无疑会造成各股东因陷入纠纷而遭受重大损失。在无法缓解僵局的情况下，两家公司合计持表决权50%的陈某和小吴请求公司解散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遂支持了陈某和小吴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3]。
以上案件引发了我们如下思考：如何判断公司僵局状态存在调和的可能亦或僵局无法缓解？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严重困难”、“重大损失”？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类似的公司僵局案件在现实中正不断增多，复杂的案情也不断地给法官们提出新的难题，在缺乏统一判断标准的情况下，法官们在审理公司僵局案件时也时常陷入“僵局”之中。
　　


二、公司僵局及其危害


公司僵局（Corporation Deadlock）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50年美国律师协会公司法委员会起草的《标准商事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tation Act ）中。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定义，公司僵局是指“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对公司政策的某个重大方面”。[4]《麦尔廉-韦伯斯特法律词典》则将其界定为“由于股东投票中，拥有同等权利的一些股东之间或股东派别之间意见向左、毫不妥协，而产生的公司董事不能行使职能的停滞状态。”[5]我国有学者认为，所谓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彼此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或决策机关陷入权利对峙而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6]。

需要指出，公司僵局多出现在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公司当中。对于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其发行在外的股份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持有，公司人合性较弱，即使股东间出现分歧也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僵局的发生。而有限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特征，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以及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等固有的制度安排，在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博弈时极易造成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出现后对公司的危害极大。由于股东之间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人合基础的濒临丧失将使公司的人格形骸化，同时僵局导致了公司运转机制的高度失灵，具体而言，公司僵局会造成如下不同程度的危害：1、股东期待利益难以实现。 股东在加入公司时，享有一种期待权，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而导致公司的投资政策、股东间的信任关系等发生重大变更，就会导致股东的期待利益落空[7]；2、由于股东之间已丧失诚信，合作的基础破裂，控制股东往往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控制股东往往主导公司一切事务，中小股东沦为“出资的囚徒”。在股东股权比例均等的场合，经常的结果是两败俱伤；3、公司的经营管理陷于瘫痪。由于无法有效地做出经营决策，公司治理机构不能引导公司正常地进行经营活动，整个管理必然陷于一种混乱状态，而这非常容易导致公司财产的无谓损耗和流失；4、公司僵局会损害公司债权人诸如银行、供货商等的利益。公司瘫痪时，有关合同无法履行，当公司因陷入僵局被解散时，公司资产严重亏损的，有可能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的债权就难于实现；5、公司发生僵局时，由于公司不能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会导致公司业务的递减、效益下降，公司员工面临失业境地，无心从事工作，对员工人数上有较大规模的公司而言，僵局的发生还蕴含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如引发罢工、游行的可能。


三、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从公司人合性和资合性两要素考察

（一）公司僵局外部表现形态
讨论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可从公司僵局的外部表现形态开始入手。公司僵局的外部表现形态可谓形形色色。美国公司法学者罗伯特·W·汉密尔顿曾说："在公司僵局出现时，多数派很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来’折磨’少数派，比如罢免他们所担任的带薪的职务，停止支付股利，让他们坐等一年，等等"[8]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案例中，还出现了冲突一方抢夺公章及企业营业执照等重要凭证基于甚至涉及人身暴力伤害的做法；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97条规定：如果股东能够证明下列情况之一，那么法院可以判决解散：(1)在管理公司事务中，董事陷入僵局，股东又无法打破此僵局，公司因此正遭受或势必遭受不能挽回的损失；(2)董事或控制该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行为是否带压迫性的或具有欺骗性的；(3)股东在表决时处于僵局，而且至少在包括连续两次年度会议的期间内，没有选出继任者，以代替已满期或在选出其继任者后即将期的董事；(4)公司资产正被滥用或被遭踏。《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之二规定，下列场合有不得已事由时，持有相当于已发行股份总数十分之一的股东，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一、公司在业务执行上遇到显著的困难，对公司产生不可恢复的损害或损害之虞时；二、公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立时。此外，股东的诉讼行为本身即表明公司股东之间的协作关系已濒临破灭（因为在理论上僵局还有调解的可能，此时可以理解为人合基础处于一种“准破裂状态”），尤其在中国人强调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中，涉及诉讼更意味着冲突各方僵局的不可调和。

只要稍加审视就会发现，无论在现实当中公司僵局以何种多变的外在形式存在，其当事主体只能是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公司股东或董事，且任何形式的僵局都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股东会议或董事会议的无法正常召集或召集后无法按法定或章程的约定通过有效的决议，这种僵局的持续又可能导致实现股东利益的物质基础——公司财产的不断损耗和流失。美国和日本公司的前述规定给我国立法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司法解散判断标准
毫无疑问，股东会或董事会僵局的出现使公司赖以正常运转的人合和资合基础受到了严重冲击。讨论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应依次对公司的人合性和资合性要素进行考察，即判断在各种公司僵局状态下：

1、公司的人合基础是否已完全丧失。

根据社会学理论，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是建立在一种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信任为合作的润滑剂，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须去揣摩他人的话的可信程度。”[9]大陆法系的有限公司以人合性为其本质特征，资合性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从股东形成设立公司的合意、议定章程、召开股东会、申请设立登记，至公司成立后的管理运营、资本增减、收益分配等事项决议，莫不以股东的“人合”为其基础。从人合性与公司法人人格的关系看，公司的人合基础还直接影响着公司的法人人格，主要表现在：股东协作良好、公司人合基础稳固时，公司具有高效的治理机构和人、财、物各方面良好的运转机制，公司人格健全；在股东出现分歧、公司人合基础松动后公司人格开始形骸化，控制股东手捧资本多数决原则利剑，以其意志操纵公司，中小股东沦为“出资的囚徒”；在股东利益无法调和之时公司人合基础丧失，中小股东可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或由控制股东及其同意方受让其股权，若因僵局导致全体股东都无法实现在财产上的期待利益时，解散公司成为公司股东们最好的解脱，此时公司的人格将发生重塑或消灭。

公司僵局形态依据表决原则的不同，可分为：1、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产生的股东会僵局。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会议无法达到法定或章程约定的资本多数而无法召集或召集后无法通过决议；2、基于人数多数决原则产生的董事会僵局。主要表现为公司董事会无法达到法定或章程约定的人数而无法召集或召集后无法通过决议；3、基于全体一致决原则产生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僵局。主要表现为在公司章程就特定事项约定了全体股东或董事一致通过决议才能发生效力时，只要有1名董事或股权比例最小的股东不出席会议或行使其否决权，决议就无法通过。值的一提的是，我国新公司法第41条规定的有限公司股东会在不同情况下分别由董事、监事（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召集和主持的规定，实际上是立法机关所做的一种依次、渐进式的程序意义上的公司僵局救济制度安排。但是，该规定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僵局出现后的股东会议召集权问题，在股东间形成实质性利益对抗的情况下，即使有人积极召集，股东仍拒不出席相关会议或在虽出席会议却意见相左，公司僵局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至于董事会僵局，在理论上虽有由股东会议解决的途径可以选择，但在股东利益至上、股东会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有限公司中，公司董事的真正定义只能是股东利益的自然人代表或直接就是股东本人，而董事会僵局的出现则往往意味着更为糟糕的股东会僵局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