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性规范的价值

王 杰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提倡性法律规范是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并列的，在现实立法中大量存在，而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这一规范并未被法理学界所重视。提倡性法律规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规范？为什么要设立提倡性规范？提倡性规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立法究竟带给我们的法理学带来了什么？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远不限于建立秩序，而是包括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倡性规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体现了法的人性化；通过肯定性评价，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合理、和谐及平衡；节约了法的创制和运行成本。本文将从广义的“社会科学视角”来阐述立法中大量存在的提倡性法律规范带给我们的法理学启示：法的发展将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我们应该关注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贡献；法学将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国家治理艺术的“政策科学”。
关键词： 提倡性规范 非强制性 肯定性评价 奖励 法的现代精神
成本 人性化 政策科学


一、提倡性规范及其特征
（一）、提倡性规范的基本含义
1、什么是提倡性规范
在目前法理学界，按照法律规范的效力强弱或刚性程度，一般把法律规则划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如有的人认为“按照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1]，也有人认为“依照法律规范所表明的行为要求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行性规范（或称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2]。这种对法律规则划分，忽视了提倡性法律规范的现实存在性和重要性。实际上，提倡性规范在宪法、民法、经济法中都存在，尤其是在经济法中大量存在，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那么，究竟什么是提倡性规范？众所周知，强制性规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命令或禁止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任意性规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简而言之，提倡性规范是指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鼓励、提倡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3]。亦即：鼓励性规范、引导性规范。
如中国宪法第19条中国家“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的条款，第24条关于提倡“五爱”、第26条鼓励植树造林、第47条鼓励科学研究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5条第三款“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国内外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第71条中“国家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待遇” 、《婚姻法》第6条中“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4条“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或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条“国家鼓励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事新产品开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外资企业。”、《产品质量法》第6条“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劳动法》第6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鼓励和保护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表彰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渔业法》第21条“国家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并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捞量，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此类规范在我国法律中广泛存在。其中，提倡性规范里有一部分是属于道德性规范，本文不做详细讨论。
法律中规定鼓励、提倡性规范的情形，古已有之，但为数不多；现代国家立法中颇为常见。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早对提倡性规范做详细论述的是经济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漆多俊[4]。他把提倡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放在一起讨论。他认为：提倡性规范之所以在立法中大量出现，是因为现代国家越来越注重积极促进、组建新的秩序，强制性规范则反映了国家注重对现存秩序的消极维护。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国家统治者为了推行某种新制度，确立某种新的秩序，往往于立法中规定一些提倡性的规定。现代国家立法，提倡性规范增多，因而奖励的规定较为普遍。有些文件对奖励做原则性规定，有些设‘奖励与惩罚’专章，有些更以‘奖励’作为法律文件的标题。
在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也有对提倡性规范的论述，较为代表的是：民法学界的王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宪法学界的汪习根（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与邹平学（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些学者都把提倡性法律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并列起来讨论。但这一理论并未被法理学界所认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其中，王轶把提倡性规范称为“倡导性规范”，认为“倡导性规范提倡和诱导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采用特定的行为模式，减少或者避免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过程中间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是对“当事人对相关的事项没有通过他们的意思表示做出决”时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法律规范[5]。汪习根认为：“提倡性规范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对遵照该法律规范创设的行为模式的行为赋予肯定式的法律后果：或鼓励、或表彰、或奖励，充分体现了法的导引与激励功能。各国宪法对发展权内容的确定，不少采用提倡性规范的方式，而且多反映在序言、总纲、总则或政策之中”[6]。“提倡性规范所设定的行为模式表达了国家对公民或组织的希望或对某种行为的价值肯定”[7]。他还认为：调整方式上,宪法应做到“制裁性规范与提倡性规范相统一,以提倡和鼓励为主”[8].邹平学认为：“提倡性规范包括国家通过奖励、鼓励措施对某种行为加以引导的规范和国家把道德要求宪法化的规范”。“提倡性规范表达了国家对某种行为的积极肯定态度”[9]。
2、与提倡性规范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怎样理解提倡性规范？在此必须重审人们容易忽视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对“肯定性后果”的忽视。人们往往认为“后果”是否定性的需要制裁的，而忽视了后果也有肯定性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法律后果分为肯定性后果和否定性后果两种形式。肯定性后果是确认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予以保护甚至奖励。否定性后果是否认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予以保护甚至对行为人施以制裁[10]。本人认为：传统法和法学把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法的唯一目的，而忽视积极（肯定）的法律后果对社会秩序的构建。现代法则需要更多地考虑提倡性规范所确认的积极（肯定）后果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更大意义的推动。
其二，一般认为法的特征归纳在四个方面[11]：1、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2、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3、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4、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因此，人们认为提倡性规范没有强制力，不具有法的严肃性，不符合法的一般特征。本人认为，“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并不能说明法必然具有强制性，强制性是强制性规范才具有的，任意性和提倡性规范都不具备。当然，对于提倡性规范所带来的肯定性后果而产生的奖励的实施，是需要“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必然具有强制性。这是另一个误区。
（二）、提倡性规范的三个特征
特征一：提倡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特别。当后果是肯定性时，需奖励性措施配套实施
“提倡性规范”显著的特征是法律后果的特别。即:当人们违反提倡性规范时，法律后果是否定的，但不需要承担责任；当人们遵守，特别是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则有奖励这种肯定的法律后果。奖励只同提倡性规范相联系，只包含在提倡性规范之中，这是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不具备的[12]。
奖励，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已被采用，实行“信赏毕罚”，规定“壹赏”以奖励有功与农战和告奸者。后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总结为“信赏必罚”的法治理论[13]。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派法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则认为：制裁应当被分为奖赏和惩罚两大类，即积极和消极制裁[14]，遵守规则的人获得奖励，而违反的人则获得惩罚。如税法中的优惠措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都是明显的奖励。他认为积极制裁（奖励）还包括：称号、荣誉、奖章和权力职位，还有微笑、握手和表扬。
奖励和惩罚无是法运行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从法的运行技术方面，两者可以更替使用，但其功用是互补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本人认为：惩罚机制的功能主要是定分止争，而奖励机制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导和构建。我们在运用惩罚机制的同时，也要重视运用奖励机制，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法的功能，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更加合理的秩序。倪正茂先生则更激进地认为：法的发展将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15]。这值得我们深思。
特征二：提倡性规范体现了法的非强制性
强制性是法的一般特征。但在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或否认法的非强制性一面。对此，本人赞同倪正茂先生的观点，即：法是强制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对立统一，不能过分强调法的强制性，而忽视或否认法的非强制性[16]。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告诉我们，法是具有阶级性的，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凡维护其利益的法律，对于这些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来说，是不具有强制性的，一般来说是被积极遵守的。其次，法的激励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靠非强制性，主要是靠诸如提倡性规范的积极引导，通过对积极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行为的肯定和鼓励，来倡导和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再次，极端的强调法的强制性，造成强制性崇拜心理，就会导致威吓主义、惩罚主义以至重型主义。我们应该改变现在过分强调法的强制性的局面，恰当的制定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制体系。本人认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性规范的大量运用，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征三: 提倡性规范体现了鲜明的政策性原则，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它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原则可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两大类[17]。政策性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设计或决定，一般说来，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18]。
本人认为：提倡性规范的设计，体现了鲜明的政策性原则，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例如，国家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为了扩大就业和加快城镇化进程，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鼓励计划生育，鼓励环保，鼓励科研，鼓励引进外资，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等等。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所依靠的法律规范不仅仅是提倡性规范，但是提倡性规范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中广泛地存在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譬如：宪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在宪法的这一提倡性规范的提倡下，社会各界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出现。但鉴于民办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制约瓶颈，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良好发展，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中有许多条文是属于提倡性规范的，如第3条、第6条、第43条，且第7章专章规定了“扶持与奖励 ”。目前，我国民办教育蓬勃发展。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女士介绍：我国在1998年和2004年颁布了两个教育振兴计划，要建立一个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这是政府的基本政策。中国迄今已有1300多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有300多所[19]，其中270多所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
再如：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该法共45条，其中有21条是属于提倡性规范。该法的制定，也是国家政策的需要。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中，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民间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实际发展中一直处于弱势，国家迫切需要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发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有了《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制定和实施。
二、提倡性规范的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不能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应该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虑，考察其实践效果，特别是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来分析法律问题、解释法律和法学问题[20]。总的来说，本人认为提倡性规范的价值体现在：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体现法的人性化；通过肯定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合理、和谐及平衡；节约法的创制和运行成本。
（一）、提倡性规范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
法律评价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活动、法律作用等法律现实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设定与选择，反映主体需要与法律之间的某种肯定或否定关系[21]。法律评价是从某一法律需要出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的。由于不同时代的法律需要和价值标准各不相同，所以，法律评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例如，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是“定分止争”和社会控制，而在当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远不限于建立秩序，而是包括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单纯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能得到富有时代精神的评价[22]。提倡性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时代性，它体现了现代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它决定与支配着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指引与制约着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安排。现代法的精神，可以界定为以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准则，或被理解为现代法的核心理念、灵魂和主导评价标准，或被解说为蓄含于并对法的发展起支持性作用的一种内在理念的价值取向。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与要求来看，现代法的精神的应该包括五项内容[23]：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宏观调控、人文主义。
本人认为：民法中的提倡性规范反映了“权利本位”与“契约自由”思想。例如，当“当事人对相关的事项没有通过他们的意思表示做出决定”时，“倡导性规范提倡和诱导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采用特定的行为模式，减少或者避免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过程中间可能会遇到的风险[24]”。在这种情况下，提倡性规范（倡导性规范）的运用，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反映了现代法的“权利本位”与“契约自由”精神。经济法中的提倡性规范反映了现代法的“宏观调控”与“效率居先”精神，如税收优惠等奖励措施的运用反映了现代法的“宏观调控”精神；对科技进步的奖励则反映了现代法的“效率居先”精神。另外，至于现代法的“人文主义”精神，本人认为这在民法、经济法、宪法中的提倡性规范中都有体现。
（二）、提倡性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体现法的人性化。
本人认为人性化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所始终向往的价值。人文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人性化也是现代法治德性的最高境界。提倡性规范的设计是体现了法的人性化的精神的，主要是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的尊重。提倡性规范的目的在于期望人们为一定行为，但却不强制人们去作为，而是 通过“奖励性”收益的引导和鼓励，让人们自愿的去作为。譬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大量运用了提倡性规范。该法在第四章专章规定奖励与社会保障措施，在保险、休假、劳动保护等方面给与支持与帮助，以鼓励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体现了法人性化的一面。如第25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第26条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这些规定，不仅是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的尊重，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是符合法的人性化这一精神的。再如，《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见义勇为是“五爱”这一提倡性规范的一个方面，但以往并没有具体的奖励性措施。而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中，就规定了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保护其合法权益。给予见义勇为人员的生命和财产所受到的损失以适当补偿，是符合法的人性化这一精神的。也只有这样，献身精神的德风才能持久发扬。
（三）、提倡性规范通过肯定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行为主体的作为，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法律所设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造成理想的法律秩序[25]。提倡性法律规范的肯定性评价的作用正是法律的激励功能的体现。当行为主体违反提倡性规范所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当人们遵守，特别是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则有奖励这种肯定的法律后果。“提倡性规范”正是通过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奖励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行为主体的作为，引导人们从事社会需要的事业，或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调节人口比例，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平衡，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促进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和谐。
（四）、提倡性规范的实施，通过较小的运行成本，实现了较大的立法收益。
经济学角度来讲，法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我们应通过最小的立法、执法成本获取最大的立法收益，这样的法的运行才是最有效的。提倡性规范主要通过奖励性措施的引导，让行为主体积极主动的从事社会需要的事业，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性规范往往具有运行成本少收益大的特点。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例，该法共45条，其中有21条是属于提倡性规范。该法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五个方面进行立法，通过各种奖励性引导措施充分调动银行和各种投资担保机构及各级政府给与中小企业以资金支持，鼓励失业人员创立中小企业并对解决失业人员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财政税收优惠，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予以技术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利用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指导帮助和政策支持开拓市场，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提供服务，最终实现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为解决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优化财产业结构等方面做出贡献。可以说这部法律是“一石多鸟”，投入成本少，立法效益大且收益多样的一部法律，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再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这就兼顾了国家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与贫困家庭发展经济的需要。因为在广大农村很多地方，依靠劳动力来发展经济是一些家庭的传统观念，政府对这些家庭发展经济的支持，解决了具体困难，一举两得，以较小的法的运行成本或得了较大的收益。
三、提倡性规范所引发的法理学启示
（一）、法究竟是什么？法究竟应该有什么功能？法的发展走向何处？
在此，我想引用倪正茂先生的话，“法、法律不是人类从地底唤出折磨自身的魔鬼，而是人类用以帮助自身求得全方位解放的一大创造；法、法律的功能中，不仅有惩罚机制，而且有奖励机制；法、法律的发展，是一个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的运动过程[26]”。本人认为：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研究法律、法学问题。我们应该从更广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解“法律制度”。也许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正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证据原则的认识一样，也许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我们现有的很多讨论将变成无意义的争论。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1月1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89年11月1日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基本权益的保护
第三章 几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第四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第五章 未成年人的保护机构
第六章 奖励处罚和处理程序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居住、进入本省的六周岁至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三条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组织、居（村）民委员会、家庭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制止、控告和检举。
未成年人有自我保护和请求保护的权利，对侵害自己或其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抵制或申诉、控告和检举。
第四条 对未成年人，应根据其特点，坚持培养、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的方针。
第五条 全社会都应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教育，使未成年人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第二章 未成年人基本权益的保护
第六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的未成年人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
禁止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虐待、遗弃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的未成年人。
第七条 禁止未成年人结婚。
禁止以未成年人换亲或使未成年人做童养媳。
第八条 禁止拐骗、拐卖未成年人。
禁止买卖未成年人。
对打击拐骗、拐卖、买卖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和解救被拐骗、被拐卖、被买卖未成年人的工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训练、表演恐怖、残忍及其他摧残其身心健康的节目，不得体罚、殴打、虐待未成年人。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和促进未成年人食品、玩具、用品的研究和生产，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或出售对未成年人有毒有害的食品、玩具、用品。
第十一条 居（村）民委员会、学校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医疗卫生机构，应为未成年人提供卫生保健条件。
居（村）民委员会、学校、家庭和有关单位应主动配合医疗卫生部门定期为未成年人进行体格检查，积极预防、治疗未成年人的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适时进行生理、心理卫生和健康教育。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继承、受赠和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遗嘱继承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未成年继承人应保留必要的份额。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家庭和监护人都必须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学校、家庭和监护人不得使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退学。
第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应执行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课时和作业量，保证未成年学生必要的休息、娱乐和业余活动时间。
第十五条 对已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有能力继续升学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鼓励其升学；不能继续就学的，劳动、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组织他们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
对已满十六周岁、符合劳动就业条件招用的未成年人，录用单位应根据其身体特点安排工作，按劳付酬。禁止让未成年人从事有毒有害或危险性作业及过重的劳动。
第十六条 学校和教师、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已成年的家庭成员，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生活指导，注重培养其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发现未成年人有下列行为时，应进行教育和劝阻，予以纠正：
（一）阅读、观看、收听有色情、淫秽、恐怖和反动内容的书报、杂志及音像制品；
（二）赌博；
（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
（四）吸烟、酗酒；
（五）旷课、弃学；
（六）其他不良行为。
第十七条 学校或其他单位及个人不得利用危险房屋、场所进行教学或组织未成年人活动。
组织未成年人集会、公益劳动、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及其他集体活动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居（村）民委员会应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公园、影剧院、体育场（馆）及其他公共文体场所，应为未成年人的学习和活动提供条件。
第十九条 鼓励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和文艺团体、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及其他公民创作、提供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并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作品。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或出售下列作品：
（一）宣传反动内容的；
（二）宣扬色情、淫秽的；
（三）渲染暴力凶杀的；
（四）宣扬封建迷信的；
（五）其他未成年人不宜的。
第二十条 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建立健全对影视、音像、书刊、图画、文艺节目等精神产品的审查制度，依法进行管理。未成年人不宜观赏的，应严格限制发放范围。
广播电台、电视台应为未成年人开辟专题节目，在适宜未成年人收听、收看的时间播出。
第二十一条 营业性舞厅及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设置明显的“未成年人禁入”的标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障各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对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侮辱和歧视。
第二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损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

第三章 几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应关心和帮助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他们在受教育、康复、就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除有特殊规定之外，对于考试成绩合格，又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未成年人，应与其他未成年人一视同仁，保障他们就学的权利。任何组织、家庭和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和遗弃有残疾的或有精神障碍的未成年人。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办残疾未成年人的福利事业。
第二十六条 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由公安、民政部门收容，由民政部门负责遣送回家，交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护。
对无法查明身份、流浪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收容安置。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家庭应关心有特殊天赋或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保护他们的智力成果或其他成果不受侵犯，并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十八条 女未成年人在入学、就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同男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 工读学校结业、解除劳动教养及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或拒绝他们就学就业。

第四章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和成年公民都有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工作的义务。
第三十一条 监护人发现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有逃夜、擅自离家远游等行为时，应加以管教。
治安管理人员和其他公民发现深夜在户外游荡、行迹可疑的未成年人，应查明身份，规劝、护送其返回住所，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第三十二条 禁止未成年人制造、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及其他凶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出售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及其他凶器。
第三十三条 家庭、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拥有或携带公安机关明令管制的刀具、凶器或其他可能致人严重伤害的器械和物品时，应进行劝阻或收缴，必要时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禁止任何人诱骗、胁迫、教唆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向他们提供犯罪条件。
第三十五条 家庭、学校及有关单位对受违法犯罪分子引诱、胁迫而无力摆脱的未成年人应予保护；已经或可能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应报告公安机关采取保护性措施。
第三十六条 对违法或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下列方法矫治：
（一）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由其监护人加以管教，家庭、学校、居（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和有关单位负责帮教；
（二）有轻微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符合入工读学校条件的，由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教育和处罚；
（四）有违法犯罪行为，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由劳动教养管理所负责劳动教养；
（五）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少年犯管教所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
第三十七条 有条件的市、地应设立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设立、管理等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方法，进行询问、审查和审理。
第三十九条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羁押、教养、服刑期间应当与成年人分押、分管。
第四十条 少年犯管教所、劳教单位对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管理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进行文化技术培训，为他们就学、就业创造条件。
家庭、学校及其他有关单位应配合劳改、劳教单位，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思想改造工作。
第四十一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劳改、劳教等有关部门应尊重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人格，不得对其辱骂、体罚。
第四十二条 新闻报道及其他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及其他纪事资料。
第四十三条 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受到的行政处罚撤销时，已撤销的行政处罚资料，不载入个人档案。

第五章 未成年人的保护机构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省、市、县（市、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乡（镇）、城市街道办事处，应根据需要设立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第四十五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协调有关机关、团体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
（三）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事项，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建议；
（四）指导下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及基层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
（五）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交由有关部门查处；
（六）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
（七）表彰奖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八）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交流、推广工作经验；
（九）其他应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处理的事宜。
第四十六条 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日常事务。
第四十七条 设立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用于奖励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发展未成年人的保护事业。
保护基金的筹措、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集体和个人捐资兴办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六章 奖励处罚和处理程序
第四十九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一）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创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作品的；
（三）捐赠、资助未成年人保护事业，贡献较大的；
（四）援救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表现突出的；
（五）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六）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成绩突出的；
（七）其他应予以表彰、奖励的。
第五十条 表彰、奖励的种类：
（一）通报表扬；
（二）给予奖金、奖品；
（三）记功；
（四）授予荣誉称号。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一）虐待家庭未成年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二）公然侮辱未成年人的；
（三）殴打未成年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四）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
（五）拒绝、阻碍解救被拐骗、被拐卖、被买卖未成年人工作，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六）组织未成年人集会、公益劳动、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及其他集体活动，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以改正的；
（七）向未成年人出售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三百元至三千元罚款，并宣布其非法婚姻无效。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宣布买卖关系无效；情节严重的，对买卖双方各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罚没收入应按有关规定上缴财政部门。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十六条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第五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本条例没有规定具体处罚的，由其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需要行政处理的案件，由案件发生地的行政主管部门按其职权范围进行处理。几个部门都有权处理的，由最先受理的部门处理或转交有关部门。
因案件行政处理的管辖发生争议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授权同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处理。
第五十九条 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天。
处理决定应及时通知检举人、控告人、被害人和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并报送同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人或被害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复议或提出诉讼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复议或诉讼期间，处罚决定应当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民事、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