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做到社会公平，实行民事司法救助是达到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自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本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探讨一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文中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与司法救助
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和外部（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等。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和谐社会，它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何谓社会公平？我们以为，从静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还有人格地位等。与此相联系，社会公平应包括社会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政治文化地位平等以及人格平等四个方面。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表现在三个方面：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说是起点、过程和终点。社会条件的公平或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平等就是均分活动的可能性，社会上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选择职位的权利；最后，结果上的平等就是指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一般而言，绝对的社会公平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使个人的起点及最后的结果之差尽量缩小，对机会平等的保障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公平的保障是通过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来实现的。囿于主题，本文只谈“社会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实现的，它可分为实体法律衡平和程序法律衡平。实体法律部衡平是指国家以法定形式确认社会利益衡平对象享受国家经济保障的条件及应得经济利益的数量和形式，使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于法有据，并转化为合法权益，而无须受到权力部门或权力个人的摆布与侵害；程序法律衡平是指弱势群体法定权益应按何种法定程序去实现，如何解决实现过程中的争端。法律进行利益衡平是通过为各法律主体设定权利义务来实现的。若是法律权利分配不平等，或者法律权利无法实际行使，就会产生利益格局的失衡，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和纷争。据统计，直到今天我国仍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和5000余万处于城镇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1]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均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当经济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因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诉诸法律，无法接近司法，就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非合法手段来解决，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的学者论证，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诉讼费用最高的国家[2]。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日趋复杂，法律事务也日益专业化，公民进行诉讼的各项花费也将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剧了经济困难群众接近司法的难度。因此，对这些经济困难群众进行帮助，使他们不因经济原因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根据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第2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
司法救助是一项人道的、正义的阳光事业，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受重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中才有了关于案件免交、缓交和减交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最早的司法救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旧）对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以下简称新）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主体
根据新《规定》，我国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共有14类，与旧《规定》所规定的11类相比，新《规定》扩大了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主要体现在：（1）近年来，由于建设市场经济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见义勇为者受伤或牺牲后，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向受益人追索必要的赔偿或补偿，却很困难。因此，《规定》将“因见义勇为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近亲属请求赔偿或经济补偿”的诉讼，列入司法救助范围，这有利于彰显社会正义，弘扬正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进城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容易被雇主拖欠工资，甚至因工伤残却得不到赔偿。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规定》将这类人员增列为司法救助的对象。（3）现在，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人们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各地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侵犯职工（含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3]，尤其是因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拖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规定》将追索经济补偿金也列入了可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4）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作祟，食品、药品、家电、农用机械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经常造成伤害事故，导致消费者中毒、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纠纷案件增多，将此类案件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囿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一些群众虽然生活在“低保线”以上，但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致使其本人及家庭陷入贫困。为切实保障这类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将他们也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
虽然《规定》将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但我们以为仍嫌不足，例如，《规定》将受助主体限定于自然人就不大合适，理由如下：首先，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平等，平等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而不论它们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其次，在当前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无力负担诉讼费用的单位为数并不少，尤其是那些涉讼金额较大案件的单位当事人。再次，从域外立法来看，司法救助的受助主体均不限于自然人，比如，在日本，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人、企业等团体组织如果有发不起工资等情况，也能作为诉讼救助的对象[4]。最后，在我国，其实已经存在对单位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关于的函》，就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减按50％收取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而这类案件中的救助对象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等法人[5]。另外，当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有较大差异，并且诉讼周期长，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较为激烈时，此时，若是不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进行救助，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武器严重不平等，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以为，这种情况下也应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实行救助，也即，受助主体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
（二）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
关于司法救助适用的条件，各国多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两个方面予以限定，虽然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异。
1.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
关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旧《规定》将之规定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新规定对此却语焉不详。应当说，旧规定的规定是过于严苛了，因为决定是否给予当事人司法救助往往是在诉讼程序正式展开之前，这时通常申请者还未开始或完成证据的调查收集，故要求当事人此时就“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显然是不符合诉讼逻辑的。可能正是考虑到该规定的不合理，新规定就避开不谈。但笔者以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若是法律法规不对其进行规定，就只能委之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了，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将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限定于“并非无胜诉希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07条则要求申请救助的不能是“显无胜诉之望者”，较之以日本，台湾的条件显然更为宽松。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只要申请人所要进行的权利伸张或权利防卫“是有希望得到结果的，并且不是轻率的”，即可通过申请而得到诉讼费用的救助。上述三国的规定中，我们以为，日本的做法较为可取，值得我国借鉴。
2.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在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所需符合的经济条件方面，《规定》第2条规定是“经济确有困难”，《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由此可见，《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这是与我国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相适应的。
关于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标准，国外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是以日本宪法第25条第1款所保障的“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即，要考虑诉讼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平均生活（国民的一般生活标准）。在日本的司法实务判例中，对“一般生活”具体收入的判断标准，是以标准劳动者家庭的平均收入为基础，通过各种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对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原则上是以申请人本人的财产为标准，但在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则完全可以采用以亲权人本人的财产来支付诉讼费用，然后双方再进行债务清算，或者也可以使用财产管理方法这一手段。另外，日本的法律还规定，不动产中的宅地及农业耕地，是本人及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财产不应作为判断当事人有无经济困难的标准[6]。
与日本的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难以在实践中操作，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完善，尤其应当注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应将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算入在内。
（三）司法救助费用的负担
新旧《规定》均没有对司法救助的费用由谁负担进行规定。但从理论上讲，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依法获得司法保护是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保证经济确有困难者也能平等地利用司法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司法救助费用应当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应当成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而不应由实施救助的法院来承担，这种做法是现代各国的通例。例如，在日本，诉讼救助向来只有缓交的做法，而没有减、免的方式，是否实施救助对法院的讼费收入并没有任何减损。在德国，实施诉讼救助对诉讼费用可缓可减可免，所需费用也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在英美各国，虽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于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提供巨额财政补贴的方式实际承担了法院在诉讼中所耗费的主要成本，当事人只需象征性地向法院交纳一些费用，因此，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主要是指律师费用，其法律援助也主要是针对律师费用的救助。
笔者以为，为避免法院因利益的自我相关而怠于实施司法救助，使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地运转，发挥其作用，有必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司法救助费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来说，要求国家向法院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并承担主要的诉讼费用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多方面筹集资金，以弥补司法救助的巨大资金缺口。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法律服务公司或者各类基金会，还可考虑为一定的弱势群体入残疾人等设立特定的资助项目[8]。


参考文献：
[1] 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Z].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
[2] 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3] 崔之元.朗咸平风波,所有者掠夺与好的市场经济[J].读书,2004,11.
[4]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99.
[5] 赵钢.关于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修订民事诉讼法为背景所进行的探讨[Z].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2004.
[6] 陶建国.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之研究[J].河北法学,2005,(3).
[8] [美]丹尼尔S.马宁.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A].宫晓冰,杨勇.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32－133.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2002年9月6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职工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职工户籍、就业期限、就业形式等理由，也不得以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降低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手段，阻挠和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第三条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工会应当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
工会代表职工参加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参加劳动争议处理，参与劳动法律监督。
第四条　工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组织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创新、技术协作活动；教育职工提高思想道德、技术业务和科学文化素质，遵纪守法，遵守本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

第二章　工会组织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职工在开业或者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建立工会。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在尚未建立基层工会组织期间，由区域性工会联合会或者行业工会、产业工会代行基层工会组织的职能，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组织和领导职工开展活动、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和阻挠。
　　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的工会，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工会主席或者组织员一人。
第七条　市和区、县建立地方总工会。
乡镇、街道和企业比较集中区域的工会，以及职工较多的村、社区的工会，可以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
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的几个行业，根据需要建立产业工会或者行业工会。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工会根据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由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参照职工总数千分之三的比例协商确定。
乡镇、街道和企业比较集中区域的基层工会联合会，应当设专职工会主席或者副主席；职工人数较多的，可以设工会专职工作人员。
第九条　市和区、县总工会以及产业、行业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法人条件的，经市和区、县总工会以及产业、行业工会审查确认，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十条　工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可以连选连任。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专职工会主席、副主席任职期间的工资和待遇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工会职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按照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约定安排其工作；没有约定的，应当安排与其工作能力相适应的工作。
第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单方解除工会主席、副主席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者调动工作岗位时，应当征得所在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

第三章　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工会有权以书面或者其他形式提出整改意见；拒不改正的，工会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基层工会联合会指导基层工会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或者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的，工会有权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起草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格式化条款时，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
工会督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与职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对拒不签订的，工会代表职工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之一的，工会应当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交涉，要求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在十五日内向工会作出答复；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拒不改正的，工会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一）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或者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或者提供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
（四）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欠缴社会保险费的；
（五）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
（六）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在进行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等项目的职业安全和职业病危害的预评价审定工作时，应当听取工会意见。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发生工伤事故时，基层工会组织必须立即向上一级工会报告；发生因工死亡事故时，区、县总工会或者产业、行业工会必须立即向市总工会报告。
第十八条　基层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担任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负责本单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上级工会对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
市和区、县总工会派出代表参加同级劳动争议仲裁工作。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总工会以及产业、行业工会的法律服务机构，为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困难职工、劳动模范以及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工作人员和工会组织，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条　人民政府与同级工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一次。政府向同级工会通报重要工作部署和与工会工作有关的行政措施，听取工会的意见；及时研究处理工会反映的职工和工会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劳动行政部门、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三方代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协商解决下列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调整有关劳动关系方面的政策、措施；
（二）职工依法组织工会的情况；
（三）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四）企业裁减人员的分流安置和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落实情况；
（五）职工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等；
（六）劳动争议的预防和处理；
（七）企业的民主管理；
（八）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九）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
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街道根据各自实际，建立劳动关系协商机制；研究解决前款规定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参加工会会议或者从事工会工作，每月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可以集中使用；因工作需要确需增加的，经与所在单位协商，可以适当增加，其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基层工会的劳动、人事争议的调解人员和工会平等协商代表，在依法履行职责时，不受前款规定的三个工作日的限制。

第四章　基层工会与职工民主管理

第二十三条　国有、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工会负责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日常工作。
前款规定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工会，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第二十四条　国有企业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企业生产经营和企业改组、改制、兼并、联合、分立、拍卖、出售、破产等重大问题，并向企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查同意或者否决职工分流安置、经济性裁员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五条　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工会组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公司工会主席、副主席应当作为候选人。
公司工会应当维护董事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合法权益，支持其履行职责。

第五章　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二十六条　交纳会费是工会会员的义务。工会会员应当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的标准按月交纳会费。
工会会员交纳的会费由基层工会独立使用。
第二十七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应当在每月十五日前，按照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并提供工资总额情况。
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按照前款规定向上一级工会拨缴经费；新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在未建立工会组织前，应当自开业或者成立之日起，按照前款规定向上一级工会拨缴经费。上一级工会应当为其设立专户储存管理，用于为该单位职工服务、开展职工活动和组建工会组织。
逾期未拨缴或者少拨缴工会经费的，应当及时补缴，并按照欠缴工会经费总额每日加缴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工会经费列入预算，按期向工会足额拨付。
第二十九条　各级工会收缴的工会经费应当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市总工会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截留、挪用。
各级工会的经费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同级工会组织的经费收支、财产管理以及工会资产投资等情况，监督工会经费的使用。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其发出催缴通知，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应当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活动场所以及其他物质条件，并保证设施、活动场所的正常使用。
第三十二条　工会组织合并的，其财产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工会组织分立的，其财产按照比例合理分配；工会组织依法撤销时，其财产应当进行清算，剩余的财产移交上一级工会。
企业破产时，应当清偿欠缴的工会经费。
第三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组织的工会专职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等，由所在单位支付，不在工会经费中列支。
第三十四条　市和区、县总工会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离休、退休人员的工资和各项保险、福利待遇等，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建立工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提请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处理；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挠，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调动工作岗位，或者利用降低工资、给予纪律处分等手段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第三十七条　职工因依法组织工会或者参加工会活动，工会工作人员因依法履行职责，而被所在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单位恢复其工作，并按照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前正常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标准，补发应得的报酬；职工或者工会工作人员不愿恢复工作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单位给予本人年收入两倍的赔偿，并按照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会提请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依法处理：
（一）妨碍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其他形式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
（二）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或者干预工会组织依法独立开展工作的；
（三）妨碍工会参加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
（五）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
（六）拒绝向同级工会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的。
第三十九条　侵占、截留、挪用、任意调拨工会经费、财产或者擅自改变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产权关系的，工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返还财产；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不按照规定支付工会专职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的，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　工会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职工或者工会权益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处分；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予以罢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1993年12月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