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民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王方顺 李娟


内容提要：农民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农民犯罪率不降低，刑事案件就会大量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本文笔者结合所在基层法院近两年来所审理的刑事案件，对农民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几点预防和减少农民犯罪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犯罪 问题分析 解决对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中国农民人口数量巨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农民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农民犯罪率不降低，刑事案件就会大量存在，分析农民犯罪问题迫在眉睫，探索扼制农民犯罪对策刻不容缓。
一、农民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案件数较多，占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
垦利县是个仅有21万人口的人口小县，2001年垦利县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77件110人,其中农民86人,占总被告人数的78.2%；2002年审结70件90人，其中农民71人，占总被告人数的78.9%；2003年1－8月份审结51件84人，农民占38件58人，分别占总数的74.5%和69.05%。近两年来，农民犯罪人数占刑事案件被告人数的75.38%，农民成为基层最主要的犯罪群体。
（二）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主要是侵财、暴力、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2001年农民抢劫12件19人，分别占总案件数的15.58%、17.27%；盗窃11件19人，分别占14.28%、17.27%；故意伤害12件17人，分别占15.58%、15.45%；交通肇事8件8人，分别占10.39%、7.27%。另有强奸3件3人，妨害公务1件3人，投毒1件1人，破坏电力设备2件6人。2001年，农民侵财性犯罪共有28件47人，分别占总数的36.36%、42.72%；暴力性犯罪共有28件42人，分别占总数的36.36%、38.18%；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12件18人，分别占15.58%、16.36%。
2002年农民故意伤害9件16人，分别占总案件数的12.86%、17.78%；抢劫3件9人，分别占4.28%、10%；交通肇事24件24人，分别占34.28%、26.67%；盗窃4件5人，分别占5.71%、5.56%。另加其他犯罪，2002年农民侵财性犯罪共有16件25人，分别占总案件数的22.86%、27.78%；暴力性犯罪有13件25人，分别占18.57%、27.78%；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25件26人，分别占35.71%、28.89%。
2003年农民故意伤害11件12人，分别占总案件数的21.57%、14.28%；盗窃7件11人，分别占13.73%、13.09%；抢劫3件5人，分别占5.8%、5.9%；交通肇事4件4人，分别占7.84%、4.76%。 2003年暴力性犯罪共有14件17人，分别占总案件数的27.45%、20.24%；侵财性犯罪共有15件21人，分别占29.41%、25%。
两年多来，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农民故意伤害刑事案件有32件45人、交通肇事36件36人、抢劫20件30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抢劫三种刑事犯罪，成为农民常发性犯罪，犯罪案件数和农民被告人数，分别占总案件数的44.95%、39.08%。
（三）被告人以青年为主，并向低龄化和高龄化发展
在2001年农民盗窃犯罪中，年龄小于20岁和大于35岁的各有3人，均占总人数的15.78%，盗窃犯罪平均年龄为27.9岁；故意伤害平均年龄为32.3岁；交通肇事平均年龄为28.2岁；抢劫平均年龄为25.7岁,年龄小于20岁的占35%，小于26岁的占到57.1%。
在2002年农民盗窃犯罪中，年龄平均为41.4岁,不容忽视的是被告人年龄最大的上升为66岁；故意伤害平均年龄为28.7岁；交通肇事平均年龄为32岁,36岁以上的占26%,20岁至36岁的占74%；抢劫平均年龄下降到20.5岁,被告人全部为26岁以下青年。
在2003年农民盗窃犯罪中，平均年龄为29.9岁；故意伤害平均年龄为34.5岁；交通肇事平均年龄为34岁；抢劫平均年龄为27.4岁。
（四）共同犯罪较多，交叉结伙作案突出
在农民犯罪中，多以老乡或同村、亲属结伙为纽带，形成帮派，结伙交叉作案。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因为相互熟悉了解，往往寥寥数语，就一拍即合，迅速达成犯罪共意，倚仗人多势大，胆大妄为，作案率较高。特别是在盗窃、抢劫、破坏油田设施等刑事犯罪中，多为2人或3人以上的农民团伙作案。在2001年上述三类犯罪中，两个农民共同犯罪占农民犯罪案件数的56%，3人以上农民的团伙犯罪占26%。2002年，2人以上农民共同犯罪占农民犯罪案件数的50%，其中有一6人犯罪团伙，交叉结伙抢劫、抢夺，作案几十起。2003年，上述三类案件两个农民共同犯罪占农民犯罪案件数的61%，3人以上农民共同犯罪占农民犯罪案件数的21%。
（五）被告人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
在农民被告人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农民犯罪总人数的70.84%，其中文盲占10.42%，小学占16.67%，初中占43.75%，高中占12.5%，中专或大专占16.66%。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是容易发生犯罪很大的原因。
(六)犯罪以男性为主，女性犯罪也开始增多，多为新型犯罪
2001年女性农民被告人仅有1人，占总案件人数的0.9%；2002年为3人，占总被告人数的3.3%；2003年女性农民被告人上升为5人，占总案件数的5.9%。女性农民犯罪呈现上升趋势，并多为新型犯罪，出现了贩卖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非法经营、妨害作证等新型案件。
二、农民犯罪的原因
（一）农村劳动力过剩，城乡差距增大，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但不能及时吸收安置
虽然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国，但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仍较低下，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城乡差别越来越明显，有的农民，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出现明显的心理反差。少数青年农民厌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他们有田不种，有活不干，游手好闲，而且崇尚高消费，但又不想通过自己的辛勤汗水来获得劳动果实，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也有很大一部分农民，为了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外出打工。不能对大量涌向城市的农民进行妥善安置，有的民工因无技术、生活无保障，从而铤而走险，违法犯罪。
（二）教育不到位，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
近几年，随着高校的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在社会特别是农村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有大量的适龄儿童只上完初中甚至小学，就算“完成学业”。这部分人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精神空虚，抵抗能力差。常会因一些琐事而引起争斗，从而酿成大祸。同时，腐朽没落的文化渣滓也乘虚而入，他们禁不住诱惑，学习影视剧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闯入法律的禁区。
（三）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充分发挥有效作用
由于区位不同和管理差异，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相应也导致许多农村基础组织软弱涣散，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基层违法犯罪。经济落后的村干部，认为政治上没奔头，经济上无实惠，干脆外出经商或者充当老好人，谁也不得罪，对本村事务长期不管不问。条件好点的村，有的村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贪污受贿，这些行为在招致部分农民嫉妒的同时，也成为部分违法犯罪行为人要挟的把柄。这些村干部对本村个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敢管不敢问，甚至暗中与违法犯罪分子打得火热，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助长了少数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四）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时有发生
农民的经济负担，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农村执行的却不够严格，各种名目的税费、集资、提留严重超出农民土地收入承受力。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工头老板经常无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费，甚至根本不予兑现。农民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外出打工，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很容易为了生计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五）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一方面, 在政法机关办案经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由于受利益驱动，有的机关把罚款当作生财之道，随意执法，以罚代刑，一些本来明显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办理，作罚款处理了事。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逐年增加，与经济发展、车辆增多有一定关系，但与日常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肇事者受不到严厉的刑事制裁有直接的关系。钱可以买罪，权可以保罪使农民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另一方面，刑事案件破案率较低，破获的许多刑事案件被作为一般治安案件处理，大量的刑事案件“不破不立”，或者“立而不破”，使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成为个别，大部分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造成了犯罪行为人不被抓获的侥幸心理。
（六）立法滞后，管理无序，缺乏预防农民犯罪的社会联动机制
农民占据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国家有关农民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却了了无几。目前公安、劳动、工商、民政等部门都有权对外来民工进行管理，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存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分工不明现象。有的部门只收费不管理，有的部门人力有限管理不过来，致使措施不到位，管理形同虚设。目前，有关农民管理的立法远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农村新情况，各单位缺乏预防农民犯罪的联动机制。
三、减少和遏制农民犯罪的对策
（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经济利益或非法利益而形成的，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才能通过缓和、解决广大农民需要与社会物质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要带领广大农民千方百计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必须坚持农村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方向，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
（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而且有利于解决现阶段农村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通过加大农村非农业行业的就业力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分布，以使不愿从事农业劳动的剩余劳动力有事干。
（三）规范执法行为，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加大犯罪打击力度
严格落实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坚决避免“以罚代刑”、“以罚代管”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好农村治安各项措施，做到任务到村责任到人。充分发挥“严打”攻势，采取集中打击与专项打击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常见多发性犯罪坚决打击，努力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使犯罪行为人受到应有的制裁。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时做好教育疏导工作，把农民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建立劳务输出输入管理机制，加强对民工的管理
农民犯罪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缺乏管理的民工中发生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机制，实行综合治理。民工输出地要对外流人员统一组织建立科学的预测、跟踪制度，引导有序、有目的输出。民工输入地也要完善管理体制、用工制度，把进入本地区的外来民工纳入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切实保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为民工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五）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从一枪到一针看中国法治的进步

陈杰人

　　近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我国将全面推行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让法律工作者们感到了欣慰。同样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用注射方式取代枪决的办法，体现了我国对包括罪犯在内的一切人的尊严的重视和法治的进步。可以说，从一枪到一针，变化的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

　　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在古代死刑泛滥的社会，死刑的行刑方式有多种多样。从中国商代的炮烙之刑、让死囚承受千刀之痛的凌迟处死、罪犯受刑后长时间不死的腰斩到西方社会的车裂、绞肠、桩刑、站笼等各种处死方式，可以说在让罪犯承受肉体痛苦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曾经有一本介绍人类死刑大全的书，列举了人类社会中有据可考的死刑方式300余种，其中一些方式让人不忍卒读。

　　上述残酷死刑的存在，与死刑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报应刑论到目的刑论，体现了人类对待刑罚，特别是对待死刑的观念变化。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

　　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

　　显然，当一个社会将刑罚仅仅看作是报应时，就会尽量追求这种报应的残酷和深重，表现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就是运用尽可能残酷的方式。

　　在文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即便是一个罪犯，他除了应当对他所犯的罪行依法负责外，不应当再承受更多的惩罚。具体到死刑犯而言，司法机关决定依照法律剥夺他的生命，但这仅仅限于剥夺其生命。除此以外，除非法庭特别判决，死囚也不能受到其他任何处罚。

　　1996年，我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这一修改，确定了注射执行死刑的合法地位。

　　众所周知，枪决的方式，虽然比起斩首等方式来要文明得多，但这种方式毕竟还是会使罪犯承受较多的肉体痛苦，况且，它仍然保留了血腥的形式。但是，注射却使死囚免受了肉体痛苦，可以说，以目前现有的技术手段看来，注射近乎使死囚安乐死，是最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也只有少数国家运用注射的方式文明处决罪犯。从枪决到注射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尊重罪犯人格的司法观念。从法治的角度看，也是罪犯和普通人在人格方面平等的体现。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我国法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