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 文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的经营积极性及增进两国繁荣；
认识到基于投资的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性；
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本协定内：
一、（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后者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包括，但不限于：
1、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或质押权；
2、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以及由缔约一方发行的证券；
3、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具有金钱价值的与投资有关的合同项下的行为请求权；
4、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专利、注册外观设计、商标、商名、商业秘密、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和商誉；
5、法律或合同授予商业特许权，包括勘探、耕作、提炼或开发自然资源的商业特许权。
作为投资的财产发生任何形式上的变更，不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二）“领土”一词系指任何缔约一方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或管辖权的领土及海岸毗邻的海域。
二、“投资者”一词，系指国民和公司。
（一）“国民”一词系指：
1、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方面，系指根据适用文莱鲁萨兰国法律取得文莱达鲁萨兰国国民地位的自然人；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公司”一词系指正当设立、组建或组织的，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实体，包括合伙、公司、个体业主、商号、协会或其他组织。
1、根据缔约一方法律在其境内设立并具有有效的经营场所；或
2、根据第三国法律设立，且在本款第1项定义的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公司中享有实质或控制利益；
不论其行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采取有限或无限责任的形式。
本款第2项的规定仅在第三国放弃或没有行使保护上述公司的权利时，方能适用。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合法产生的款项，特别包括，但不限于：利润，财务所得、资本利得、股息、利息、提成费和费用。
第二条 促进投资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的人员为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提出的入境、停留的申请，缔约另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律给予善意的考虑。对于工作许可的申请也应给予善意考虑。
第三条 保护和待遇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受到充分的保护和保障。缔约任何一方均不得采取任何任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损害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对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或享有。投资和再投资的收益应与投资享受同等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四、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依照现存的和将来的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任何协定或安排以及方便边境贸易的协定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征 收
一、除非为了公共目的，非歧视的并给予适当的补偿，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采取与征收或国有化效果相同的措施（以下称“征收”）。
二、第一款所述的补偿，应等于被征收的投资在征收行为发生或已为公众所知前一刻的真正价值，以时间在前者为准，并应当包括直至付款之日按当时通行的商业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应不迟延支付，并应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主张其全部或部分投资已被征收的投资者应有权依照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法律，要求合适的司法或独立行政机构迅速审理以决定该征收其投资的价值是否符合本款规定的原则。
三、依照有效法律在缔约一方领土之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成的且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投资的公司之投资被征收时，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应当保证，（1）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补偿；或（2）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直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进行补偿。
但条件是，本款在任何时候均不被解释为要求缔约一方同时依第1与第2项给予补偿。
第五条 损害或损失补偿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在恢复、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报酬方面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二、在不损害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在上款所述事态下遭受损失或损害，由于：
（一）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征用了其财产；
（二）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须而毁坏了其财产。
应予以恢复或给予公平与充分的补偿。
三、本条发生的支付应以可兑换的货币自由转移，并应按照第六条汇回。
第六条 汇 回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按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初始资本投资和增资的全部或部分销售或清算产生的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三款提及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有关承包程的支付；
（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工作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八）本协定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赔偿之支付。
二、货币的转移应以该资本初始投资时的可兑换货币或缔约一方相关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同意的任何其他可兑换货币不迟延地实施。转移应按照接受投资的缔约方在转移之日的市场兑换率进行。在市场兑换率不存在的情况下，汇率应等于支付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有关货币兑换特别提款权的汇率套算的交叉汇率。
第七条 代 位
如果缔约一方依照其对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某项投资的保证向其投资者作了支付，如果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在依法设立的制度下就非商业风险进行了投保且保险人依照有关投资的保证作了支付，则在不损害缔约前者一方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的权利的情况下，投资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应当承认缔约前者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任何权利或请求权，依法或通过合法交易转让给了缔约前者一方或适当的保险人。缔约另一方还应承认缔约前者一方或保险人代位主张与原权利人同等的权利或请求权。对该已转让的请求权的转移支村，本协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应加以必要的变更后适用。
第八条 缔约双方的争议解决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和谈判解决。
二、如争议在九个月内不能解决，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解决。
三、专设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自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应各指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书面通知收到之日起四个月内，同意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自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四个月内尚未组成仲裁庭，又无任何其他协议，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必要的指派，如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职责，则应请求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国际法院最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指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可就费用事宜自行作出其他规定。
八、仲裁庭应在缔约双方均认可的中立国举行会议。
第九条 投资争议的解决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自争议当事一方提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解决，争议缔约一方在此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但条件是争议缔约一方可要求用尽当地行政争议程序。如果争议经争议双方同意被提交当地法院，则本款规定不适用，此提交应经争议双方同意。
三、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当事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同意由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作为首席仲裁员。前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一方收到另一方提出要求仲裁书面通知之日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上述之日起四个月内任命。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未设立，争议任何一方可邀请巴黎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院的主席作出必要的任命。
四、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规则。
五、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双方应承诺将根据其各自的国内法律执行上述裁决。
六、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为缔约双方所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七、争议各方应承担其指派的仲裁员及出席仲裁程序的代表的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庭的有关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可就费用事宜自行作出其他规定。
八、在仲裁程序或仲裁裁决执行期间，争议缔约一方不得以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已经根据保险合同接受了全部或部分损失补偿为由予以反对。
九、仲裁庭应在缔约双方均认可的中立国举行会议。
十、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在缔约双方均已经成为《解决各国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缔约国的情况下，除非争议当事方另有其他约定，争议应当根据上述公约提交仲裁。缔约各方在此声明接受此程序。
第十条 其他义务
一、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二、缔约各方应遵守其已承担的关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适用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磋 商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随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流法律信息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产生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和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举行。
第十三条 临时措施
即使缔约方之间发生了冲突，在不损害行使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允许的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的前提下，本协定的规定仍然有效。不论双方是否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缔约双方之间的冲突一旦实际结束，上述措施应当立即取消。
第十四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第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应自终止之日起继续适用十年。
五、所附议定书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2000年11月17日在斯里巴加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马来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文莱鲁萨兰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石广生 拉赫曼
（签字） （签字）
议 定 书
值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之际，签署该协定的缔约方代表另同意下列规定，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六条——保护和待遇
（一）为了第三条（保护和待遇）和第五条（损害或损失补偿）之目的，任何限制原材料、辅助材料、能源、燃料或生产资料的购买或任何方式的经营，妨碍在所在国境内外的营销，以及采取任何具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视为“待遇低于”。在上述条款中，为了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待遇低于”。
（二）本协定的第三条（保护和待遇）不得要求缔约一方根据其税法将仅给予本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扩大到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
二、关于第三条——汇回
如转移在转移手续正常所需时限内完成。则该转移应视为是按照第六条第二款“不迟延”地进行。无论基于任何原因，上述期限应自提出相关要求之日起不超过四个月。
浅谈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 杨宗福
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第131条、刑事诉讼法第5条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独立行使检察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本文拟从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阻碍及原因、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浅显的探究，以期对正在进行的检察改革有所裨益。
■当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涵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检察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独立行使检察权，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检察独立。具体表现为：
是业务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检察院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的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检察院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检察官法律职务由人大任免，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在实质的权力关系上，所有国家机关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检察院与检察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检察院并不享有政治结构上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这应无疑义。宪法和法律只是肯定了检察院在行使其职权时某种独立性，实际就是行使检察权过程中的业务性独立。这突出显示了我国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样态。
是检察院独立而非检察官独立。独立行使检察权应当包含检察院的独立和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尽管我们推行了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但是主诉（主办）检察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其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说是完全独立办案。因为在我国当今情况下，这在根本上由大的体制背景所决定，而且与检察官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相适应。
是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使就业务性而言，这种独立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业务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检察权行使过程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检察院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费控制等权力来通过检察院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事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独立行使检察权还受到其他如检察体制障碍、经费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检察官资质与身份保障不够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程度十分有限。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阻碍及原因
现实表明，影响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现象还依然存在，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还有一定的阻力和障碍。主要表现在：
行政以权压法、干扰检察。不少地方行政首脑把检察院视为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有的打着党委(政法委) 、政府的旗号，公然非法无理地干涉检察活动，运用手中的权力对检察院施加压力，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检察院之上，强迫检察院按自己的意志办案，从而造成不公正的法律后果。
有关部门以监督为名，行干预之实。人民检察院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无可厚非，但是，有的领导个人以监督为名，肆意干预，甚至操纵检察院办案，要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言听计从”，采取具体的事前、事中干预，使检察院无所适从。
地方保护主义横行，严重扰乱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某些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对检察院进行无理控制和干涉，要求检察院为当地的利益服务，否则就指责检察院，或者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刁难，卡检察院的脖子，致使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十分困难。
检察院办案等经费严重不足，难以独立行使检察权。目前西部地区财政普遍吃紧，这些地方的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物质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有的检察院连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难以保障。极个别检察院不能正确对待这类困难，搞利益驱动，提高办案“积极性”, 抢办经济案件；有的办案人员到发案单位吃、住、行，甚至拉赞助，报销开支。等等，不一而足。其结果是使得检察院不能理直气壮地秉公执法，从而严重损害了检察院的执法形象。
产生上述障碍的原因十分复杂，究其要者：一是法制不完善。独立行使检察权虽然已被确认为宪法原则，但是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保证实施。二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院的监督，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只有原则规定，但其监督方法、具体措施、操作手段、违法后果仍不明确，对监督也缺乏应有界线。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与监督之间必然发生种种冲突和不协调。三是体制不合理。现行检察院体制方面的问题较多，最根本的是检察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法律地位至今尚不明晰。尽管宪法确认了“一府两院”的原则地位，但并未真正落实，事实上检察院的地位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对法律的认识和检察院检察长的资历和威信。有的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甚至把检察院当作自己所属的一个部门，其检察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制于各个方面。四是没有足够的物质和社会保障。现行的检察院经费管理体制基本上沿袭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标准，以致许多地方检察院办案缺乏经费，案件不能及时办结；出差无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防卫手段，案卷材料和检察官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在住房、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方面检察官还有许多后顾之忧，这使得检察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外部的干扰以有效地实施独立行使检察权。五是检察官素质偏低，缺乏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能力和水平。检察院自身也有少数检察人员在人情、权力关系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徇私枉法，加之个别地方检察院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培训工作跟不上，检察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也影响了独立行使检察权。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保障机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那么，检察机关如何才能独立行使检察权呢？用什么机制来作保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改革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然而，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应当结合检察机关的特点进行研究和探讨。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要坚持党对检察机关的政治领导，就必须结合检察工作的特点，探索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国家的宪法原则，也是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宪法和法律已经把检察权授予给人民检察院，党的各级组织就不应当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直接插手具体的办案活动，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如果党委或政法委直接领导和监督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不仅打破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制约关系，而且实际上使公检法三机关成为党组织的一个部门。这样，党组织包办代替检察工作就在所难免了。鉴于此，是否可以考虑把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法制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将党中央关于加强对检察工作领导的基本方针、政策上升为法律。一是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检察工作的职责及其权限。二是明令禁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其他违法干预检察的行为，以及发生这种行为并造成一定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在坚持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党委或政法委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可以提出意见，但不应作出决定，究竟如何处理，由检察院按法定程序办理；党委常委会成员、特别是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以至书记，都不应对个案的处理作“指示”，以避免个人意志在无形中给检察人员形成压力；地方党委在领导检察工作中，遇有政策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时，应无条件服从法律，不能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为由而否定国家统一的法律；作为党委办事机构的政法委员会，不应成为高居于检察机关之上的一个领导机关，而对案件的处理发号施令。四是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抵制各种违法干预办案的权利、职责、办法、措施及其程序。
为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检察院的工作，直接对中央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改党组为党委，上级检察院党委领导下级检察院党委，使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系统化，以保障党的政治领导。这不失为改善和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的最佳途径。首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对具体案件的诉讼活动的干涉，避免某些地方党委以人事任免权为后盾，直接操纵地方检察院，干涉检察工作的正常秩序。同时，完全可以保持党对检察工作的政治领导。其次，它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从党务、行政、军队甚至企业调入一些没有专业资历的干部任检察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再次，它有利于根据“干部管理专业化”的原则，彻底打破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创新和改革检察人事制度，真正发挥考评与任免机制对检察队伍的筛选与引导职能，从而保持和提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改革人大监督机制。当前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依照法定程序任免检察机关的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检察长，听取和审议检察院工作报告，对检察院的执法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视察检察院工作等。这些监督措施，应当说发挥了督促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积极作用。但是，人大对个案的监督、个别人大代表干预检察院办案等，在一定程度上给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带来了阻碍。为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法律，以规范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使其监督更加合理化和有力度，发挥其应有的积极的作用。
改革检察人事管理体制。按照我国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体制，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推荐考察，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检察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地方党委说了算。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检察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建议人选，或者协助上级检察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应掌握在上级检察机关党委的手中。
改革检察财政管理体制。保证检察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检察院的经费，列支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地方经济状况好的，该地检察院的业务、办案经费就较充足，检察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有的连工资都没有保障，就不谈福利待遇了。这势必导致受利益驱动办案，导致司法不公。还有，由于检察院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开展检察工作中如遇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我们应当认识到，检察院执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检察院。所以要改革检察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检察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最高人民检察院，用于全国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
改革检察人员职务保障机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必须改革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机制，使得检察人员不至于因为依法办案、抵制法外干预而受到打击报复，也不至于因为生活拮据而易为非法利益所驱动。我国检察官法虽然对检察人员的职务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得不够具体、全面，特别是缺乏严密的程序，在实践中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比如法律规定，检察官工资由国家专门规定，而检察官法颁布近十年了，国家至今也没有就此作出规定，检察官实际上与一般公务员执行的工资标准一样。为此，笔者以为，首要的是通过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的惩戒、辞退等条件和程序予以细化和合理化，并规定有效的救济程序。同时要在统一司法考试、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精英化的进程中，有步骤地提高检察官的薪金和福利待遇，逐步实现高薪养廉，提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水平。
当然，要真正实现独立行使检察权，以上保障措施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司法独立的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中国实现法治和现代化的关键之一。而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法治的基石之一，那么独立行使检察权在中国的命运，将直接决定着法治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