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建设厅


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冀建法〔2007〕432号


各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直有关部门：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06年12月27日第六次厅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省政府法制办审查同意，现予印发，自2007年9月15日起施行。

附件：河北省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试行）

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归集和提取的管理运作，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及其对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登记、账户设立、缴存、转移、封存、提取等。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应按照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有条件的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员，用工单位和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四条　职工依法享有要求所在单位按照规定为其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和按期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权利，有按照规定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和监督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权利。
第五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规定职责，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法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的管理运作。管理中心设立的分中心或者管理部，在管理中心授权范围内办理住房公积金具体业务。
第六条　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但不得办理缴存、提取的现金收付业务。管理中心人员不足的，可以委托指定的商业银行办理。
委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的，管理中心应当建立职工缴存明细账，并与受委托银行定期核对账目。
第七条　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符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规定情形、条件的，职工有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事项的平等权利，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歧视。
　　 第八条　办理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业务，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充分利用电子政务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二章 缴存登记与账户管理

第九条 管理中心应当在指定的受委托银行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
单位应当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办理账户设立手续或经管理中心登记审核后，到受托银行办理账户设立手续。
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持单位设立批准文件或者营业执照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由管理中心办理归集、提取业务的，自办理缴存登记后3日内，由管理中心办理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委托银行办理归集、提取业务的，由单位办理缴存登记后10日内持管理中心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十条 单位新录用或者新调入职工的，应当自录用或调入职工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账户设立手续按照前条第三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持身份与居住证件、合法收入等证明材料，到当地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账户设立等手续。
第十二条 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以及职工姓名发生变更的，应自发生变更之日起30日内，单位持有关证明文件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由受委托银行办理归集、提取业务的，管理中心应同时通知银行作缴存变更。
第十三条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破产、解散或者改制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形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持有关批准文件和证明材料，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管理中心应同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由受委托银行办理归集、提取业务的，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自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10日内持管理中心审核文件，到银行办理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四条 职工与单位中止工资关系，仍保留劳动关系的，应当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 管理中心或受委托银行应当设立集中封存、缴存管理账户，用于办理因各种原因职工与原单位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已无主管单位，且暂不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职工的账户封存或依职工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的继续缴存、转移，以及办理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等。

第三章 　缴　 存

第十六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个人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应按隶属关系由劳动保障或人事部门核定，并于每年7月1日调整执行。
第十七条 单位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计算月缴存额的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所在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具体标准由设区市根据情况确定。
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基数，按照缴存人上一年度月平均纳税收入计算，也可按其所在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第十八条　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工资的5%，初始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县（市）可适当低于此比例。
单位缴存比例最高可以提高到职工工资的15%，个人缴存比例可以提高到职工工资的10%。
1998年12月15日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单位为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比例最高可以达到职工工资的25%，个人缴存比例不得低于职工工资的10%，但不高于15%。
具体缴存比例，由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拟定、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分别乘以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分别乘以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实行月（日）工资制的单位，月缴存额可按当月职工的实际工资分别乘以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二十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5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扣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管理中心在指定银行设立的住房公积金专户。
在集中缴存、封存管理账户的职工和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按月到管理中心或受委托银行缴存。
第二十一条 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无故逾期缴存或者少缴。
对连续亏损两年且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50%的，可以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30%的单位，可以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应恢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的住房公积金。
单位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应当经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经管理中心审核，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
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的期限每次不超过一年。
第二十二条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破产、解散或者改制的，应当为职工补缴以前欠缴的（包括未缴和少缴）的住房公积金。
单位合并、分立和改制时无力补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当明确缴存住房公积金新的责任主体，才能办理合并、分立和改制等有关事项。新设立的单位应当按规定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手续。
单位撤销、破产或者解散的，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应视同于所欠职工工资优先偿还。
第二十三条 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
（一）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补缴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1999年4月）发布之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少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少缴的部分。
（二）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单位提供的工资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按所在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四条 管理中心应当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
第二十五条　管理中心应当建立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明细账，记载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等情况。
委托银行办理归集、提取业务的，管理中心应当每日与受委托银行核对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情况。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住房公积金专户之日起按国家规定的利率和计息办法计息。

第四章 转　 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单位或职工应自情况发生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手续：
（一）职工调动工作的；
（二）单位合并、分立、改制，职工劳动关系发生变更的；
（三）单位撤销、破产、解散或辞职、辞退的职工与新就业单位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的；
（四）需纳入集中缴存、封存账户进行管理的。
第二十七条 职工在设区市内调动工作，管理中心应办理账户的内部转移手续。
职工调至另一设区市工作的，应办理公积金存储账户异地转移手续（以下简称转移手续）：
（一）调入地管理中心应在调入单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5日内，向职工的调出地管理中心出具新账户证明。
（二）职工原工作单位或其职工应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工作调动的证明和调入地管理中心出具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证明等有关材料到调出地管理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手续。
（三）调出地管理中心应当在接到办理转移申请后，向调入地管理中心和调出单位核实情况。情况属实的，调出地管理中心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结转移手续；情况不属实的，调出地管理中心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办理的决定，并说明原因和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职工调至外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作的，调出地管理中心比照上述程序办商调入地管理中心办理转移手续。
职工符合办理转移条件，原工作单位不为职工出具证明或不办理手续的，职工可持有关证明材料到管理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手续。
第二十九条 调出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存储账户异地转移应采用转账方式，将职工账户资金划转至调入地管理中心。调入地管理中心收到职工账户资金后，应及时记入职工新设立的账户内，并向职工出具书面凭证。
新调入单位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调出地管理中心可将职工账户转入集中封存户暂时封存。

第五章 提取范围

第三十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提取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到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被纳入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支付房租，或者房租超出家庭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七）死亡或已宣告死亡的；
（八）在集中封存账户管理两年以上未继续缴存或未办理转移的；
（九）被判处刑罚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十）因参军、上学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十一）其他依法允许提取的情形。
第三十一条 职工在职期间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其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可申请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也可转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继续存储。
第三十二条 职工购买、建造自住住房或者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存储余额尚不足的，其配偶可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第三十三条 职工符合本办法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提取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的，职工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核实，并出具提取证明。
第三十四条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符合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条件的，按照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提取手续。

第六章 提取额度和程序

第三十五条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可提取购房合同签订当月之前（含当月）或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被批准当月之前（含当月）的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但不得超过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价格（费用）总额。
第三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规定提取职工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合计不得超过尚未偿还的住房贷款本息。
第三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第（六）项规定提取职工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合计不得超过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期间已支付的房租；或者不得高于超过家庭收入规定比例的房租部分。
第三十八条 依照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二）、（三）、（四）、（七）、（九）、（十）项规定提取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全部存储余额的，应当同时注销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三十九条 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应当向管理中心提供下列材料：
（一）职工购买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或者参加集资建房的，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及其复印件或集资建房合法交款收据及其复印件。
（二）职工购买住房二级市场的住房、公有现住房的，提供购房合同、付款发票或者合法收据及其复印件。其中购买住房二级市场住房的，还应当提供所购房屋过户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其复印件。　　
（三）职工建造、翻建自住住房的，提供县级以上建设、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其复印件。
（四）职工大修自住住房的，提供县级以上建设、规划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及其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条 职工同时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余额的，须提供夫妻关系证明和配偶同意提取的证明。
已用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为他人提供住房贷款担保的，在解除担保合同前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
第四十一条 职工离休、退休的，应提供县级以上组织、劳动人事部门核准的离退休证明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二条 职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及其复印件、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及其复印件或者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伤、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表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三条 职工到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定居的，应提供户口注销证明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四条 职工偿还购房贷款（包括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本息的，应提供借款合同、偿还贷款本息的凭证以及职工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每年提取一次。
第四十五条 被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职工，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明及其复印件、经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复印件、支付房租证明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六条 职工在职期间被判处刑罚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判决裁定书及其复印件、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及其复印件。
参军、上学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应提供应征入伍、上学等相关证明及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及其复印件。
职工住房公积金转入集中封存管理账户两年后未重新就业的，应提供职工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未重新就业的证明及其复印件。
第四十七条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提供职工死亡证明及其复印件、公证部门对该继承权或受遗赠权出具的公证书及其复印件。
对该继承权或受遗赠权发生争议的，提供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
第四十八条 符合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的职工，应持单位出具的证明及有关材料向所在地管理中心提出提取申请。管理中心经审核准予提取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办结提取手续；经审核不准提取的，管理中心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不予办理的决定，并说明原因和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七章 对账与查询

第四十九条 管理中心应当每年与缴存单位和职工个人对账。
管理中心应于每年7月31日前，向社会发布住房公积金对账公告，并向缴存单位和职工个人发放住房公积金对账凭证。
第五十条 管理中心应当通过设立查询电话、互联网站等形式，向缴存单位和缴存人提供准确、便捷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查询服务。
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应对职工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保密。
第五十一条 职工、单位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向管理中心或受委托银行申请复核，管理中心或受委托银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向设区市人民政府或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申诉。

第八章 监督与责任

第五十二条 管理中心应当加强对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第五十三条　单位、职工对管理中心或受委托银行未按规定办理归集与提取等业务，或者对办理业务有异议的，可向设区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监督部门举报、反映情况。
第五十四条 单位、职工认为管理中心的下列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一）未依照法规、规章及本规定办理有关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的；
（二）未依照法规规章及本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存储账户设立、转移、封存的；
（三）未建立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的；
（四）未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的；
（五）对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和条件的职工，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提取手续的；
（六）对符合住房公积金存储账户转移情形和条件的职工，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的；
（七）拒绝职工、单位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五条　管理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或者上级监督部门责令其改正，追究其行政责任，并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的；
（二）未建立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或者未发放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效凭证的；
（三）未按照规定审批提取住房公积金、审核缓缴住房公积金或者降低缴存比例的；
（四）利用职权谋取部门或者个人利益的；
（五）不依法对单位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以及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十六条　管理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在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管理运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在职职工，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有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外方及港、澳、台人员），以及有工作单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六个月内）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包括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符合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在职职工，不包括已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离岗职工。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5日起施行。



　　【正文】

　　最近，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随着大量虐童行为的发生，公众及媒体支持虐童行为入刑的呼声不断高涨。2012年10月29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5.6%的网民支持使用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以刑罚的方式震慑、惩戒施暴者。[1]学界中也不乏支持者，并就如何作出进一步的立法修改与完善提出建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刑法条文中有关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规定，已经足以调整相关虐童行为；不应该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而在刑法中增设所谓的“虐童罪”。[2]笔者认为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为例，在罪名适用的问题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适用起来难免令人感到牵强。虽然上述四种罪名均无法适用，但从客观行为来看，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接近虐待罪的行为特征。虐待罪的行为表现为持续地、经常地对被侵害人进行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如殴打、侮辱等。但刑法分则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对非亲属共同相处人员间的虐待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因此，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完善虐待罪的立法规定，实现虐童行为的犯罪化，以更好惩治虐童行为。

一、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否扩大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虐待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不包括其他相关人员。关于“家庭成员”的范围。学界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其必须与被害人有一定的血亲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并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也包括自愿承担抚养义务的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亲友等。[3]但是，有一些学者却认为上述“家庭成员”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能有效规制层出不穷的虐待类社会现象，应对其作出扩大解释。[4]笔者支持扩大虐待罪主体的观点，认为刑法目前的规定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对虐待行为的规制。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社会发展使得家庭模式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应扩大“家庭成员”的范围。家庭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家庭形态的发展也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传统的家庭成员一般指基于血亲和姻亲关系而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员，例如父母、子女、祖父母和夫妻，也包括虽没有血亲和姻亲关系但生活在一起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多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生活形态和伦理形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些虽然在道德上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但有关人员却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新型家庭。有学者将此类家庭形式概括为非传统的实然家庭，认为主要包括未婚同居家庭、非法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二奶”家庭、收买妇女后组成的家庭等。[5]新型家庭中的成员不仅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也负有一定的照顾、教育、扶养义务。某一成员在生活中完全可能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如果不将上述人员纳入“家庭成员”的范畴，将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第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格局发生变化，并非只有家庭成员才可能生活在一起，虐待行为已突破了“家庭成员”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我们社会结构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6]在传统社会，不管这个圈子如何伸缩，亲疏关系永远都很明确。只有离中心最近的家庭成员才可能密切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扶养、照顾、教育义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解构，为了工作、生活、学习等，人们的流动性加强，这种差序格局也发生一定变化。有些离中心较远的非“家庭成员”，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与某个人密切生活在一起并相互负有一定的扶养义务。例如，师傅和与其一起生活的学徒工之间的关系。另外，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家庭保姆虐待儿童、养老机构的护工虐待老人、医疗机构的护工虐待病人、幼儿教养机构忽视或虐待婴幼儿等新现象，都不同于传统的虐待行为。

第三，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以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实际情况。除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典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外，大部分国家规定的虐待罪主体范围都比我国规定得宽泛，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在刑法典中对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作出任何限定，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和《菲律宾刑法典》。[7]第二种情况是虽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但其范围比较宽泛，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主体为对不满18岁之人或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负有照料或保护义务的人，或属于行为人的家庭成员，或是被照料义务人转让其照料义务之人，或行为人属于其在职务或工作关系范围内之下属；《葡萄牙刑法典》中虐待罪的主体为对行为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或教育责任的人，或者与未成年人或者无助人具有劳动关系的人；《意大利刑法典》中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的主体为家庭成员或者因教育、培养、治疗、监管、看管、行使职业或者技艺等原因而负有一定照料义务的人；而《捷克刑法典》则是通过虐待被托付人罪和虐待共同居住人罪两个罪名将其主体限定为负有照料、教育责任的人或亲属或与其共同住所居住的其他人。[8]

因此，为更好规制目前频发的虐待类案件，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前些年，媒体经常报道的雇主虐待保姆案件，就曾引发一些学者对虐待罪主体范围的讨论。对于雇主与保姆、师傅与学徒工等在共同生活中出现的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此问题的主要争议点是，把基于此类关系的人员纳入“家庭成员”之中是否合理。[9]笔者认为，不能通过扩大解释把上述人员简单归入“家庭成员”之列，否则可能导致解释的内容超出刑法规定用语的可能含义，从而难以为社会一般大众所接受。对此，可以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扩大至“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即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指导、教育责任的人。

就虐童行为而言，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实现此类行为的犯罪化，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虐童行为的犯罪化有利于更好规制虐童行为，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和预防功能，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2）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绝不能一味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从近期频发的虐童案件来看，刑法对其的规制似乎过于“宽缓化”，导致大部分虐童行为不能适用刑法进行规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通过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行为犯罪化。（3）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加强对儿童权利的保护。现行刑法中虽然已有大量保护儿童权利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虐童行为亟需犯罪化，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对儿童的人权保护，以更好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4）促进与相关立法的衔接。建国以来，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大多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性引导，不仅没有明确、具体的条文规制侵犯儿童的行为，而且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定性不清晰，导致虐待儿童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困惑。因此，应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以促进刑法与相关立法的衔接，更好地惩治虐童行为，保护儿童的权利。（5）有助于更好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我国已经加入很多儿童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理应切实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以更好保护儿童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背景下，更应通过不断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全面保护儿童的权利提供有力保障。

二、“情节恶劣”的规定应否删除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构成要件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对虐待行为的主要形式，学界并无太大争议，通说认为其表现为经常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关于“情节恶劣”，通说认为其主要表现为虐待手段残酷，持续时间长，动机卑劣以及屡教不改，虐待老人、儿童、病人或者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先后虐待多人引起公愤等。[10]但对于此罪是否需要“情节恶劣”这一规定，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应取消“情节恶劣”这一限制条件，凡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就应按犯罪论处以降低其入罪门槛。[11]也有论者认为“情节恶劣”与告诉才处理的规定相矛盾，并且不利于保护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12]但是，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中不宜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情节恶劣”作为定罪情节，是区分虐待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并非任何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才能被规定为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已经将“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规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般违法行为。如果不以“情节恶劣”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就无法将其与一般的虐待行为相区分。另外，如果删除“情节恶劣”这一条件，降低虐待罪的入罪门槛，无疑会给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带来巨大压力。把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消耗在处理一般违法行为上，将不利于集中司法力量打击那些社会危害程度严重的犯罪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儿女偶尔谩骂父母的情况也按照虐待罪来追究刑事责任，会导致极大的司法资源浪费。相反，如果将这种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交给行政机关处理，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又可以利用行政案件处理速度较快的特点，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维护家庭的稳定。

第二，即便从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之利益的角度看，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也并非是恰当的解决方法。由于虐待罪的被害人多属于弱势群体，而犯罪分子通常利用其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的强势地位来实施虐待行为，侵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虐待罪的相关规定必须切实保护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情节恶劣”的规定看似不利于对特殊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在本罪属于亲告罪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可能会推延司法机关的介入时间，并造成难以恢复的严重后果，更加不利于对上述弱势群体相关权利的保护。但是，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系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在生存上往往完全依赖行为人，刑法介入过早可能将其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彻底推向破裂，从而不利于其基本生活的保障。因此，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并不符合虐待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亲属关系的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要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可以考虑通过其他的途径实现。例如，可以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或者通过加重法定刑的方式实现对其权益的保护。

第三，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应否删除“情节恶劣”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从境外的立法经验看，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都没有将“情节恶劣”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德国刑法典》中的虐待被保护人罪（第225条）、《葡萄牙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52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17条）、《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中的疏于照顾及虐待青少年罪（第213条）、《意大利刑法典》中的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第572条）均规定此罪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虐待的行为即构成犯罪。[13]但是，这不符合我国刑法立法的基本特点，因而不能成为删除我国刑法中虐待罪“情节恶劣”的理由。由于国外的刑法往往倾向于扩大犯罪的处罚范围，即危害性并不严重的行为也会被视为犯罪来处理，其中的轻犯罪只相当于我国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国外的刑法较少有“情节恶劣”的规定。但是，与外国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模式不同，我国犯罪构成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并定量”的模式。刑法分则中，除不法行为本身的性质已足以受刑罚惩罚的部分外，对大多数不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都以“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形式进行定量限制，如果不法行为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程度，就不构成犯罪。[14]我国的这种犯罪化模式虽然不包含一些危害程度较轻的不法行为，但是更符合刑法补充性、谦抑性的要求。

第四，“情节恶劣”这一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首先，虽然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因此而考虑删除这一规定。“事实上，任何法律都避免不了使用模糊概念，因为法律所要处理的现象相当复杂，而且易于多变，立法者不能预见的情况相当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模糊概念，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弹性，能使法律适应复杂现象与变化的形势，而不致损害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15]其次，为避免“情节恶劣”自身含义的模糊性和实践中的不易操作性，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定罪情节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司法解释得以明确的，例如，在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不久，为正确处理挪用公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公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第3条中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情况进行解释。类似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相关法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明确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具体含义。

综上，考虑到“情节恶劣”在区分虐待罪与非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删除这一规定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而为了避免“情节恶劣”这一规定带来的模糊性和不易操作性，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其具体含义。

三、虐待罪的法定刑应否适当加重

刑法中虐待罪的法定刑因基本犯和加重犯而有所不同，前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虐待罪的法定刑，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少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可适当加重其法定刑。其中，有学者通过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认为虐待现象还相当普遍，应对亲属实施的虐待、遗弃犯罪加重处罚。[16]有学者从亲亲原则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不利于维护亲情伦理。[17]有学者从“身份犯罪”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亲权让步于人权”的结果，家庭成员也应拥有完整的人权，不能因身份而有所缺失。[18]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虐待罪法定刑的规定合理，反对加重其法定刑。有学者认为部分学者主张将其重刑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性化的结果，不能因为对罪犯的憎恨就处以重刑，尤其是在罪犯和被害人之间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时候。并进一步提出在家庭虐待的犯罪中，更需要的是对被害人的保护，对罪犯的挽救，对家庭的拯救。[19]笔者支持适当加重虐待罪法定刑的观点。并认为其法定刑过低，可能会导致如下问题。

第一，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虐待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又包括其人身权利。严重的虐待行为不仅侵犯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更是侵犯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在亲权与人权的博弈中，人权不应该让步于亲权，即亲情关系的存在不能成为家庭成员逃避严厉刑罚的借口。相反，这种亲情关系理应使其承担更多的义务，也应使其对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由于虐待罪中的受害人多是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处于劣势的人员，例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因此，家庭中的成员应更好地履行对此类人员的教育、扶养、照顾义务。以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而虐待罪中的行为人不仅不履行其扶助义务，反而通过实施虐待行为侵犯上述成员的权益，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应判处较重的刑罚。

第二，从防治效果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遏制频发的虐待案件。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导致对相关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不够，既不能通过将刑罚适用于犯罪人，使其亲身感受到刑罚的痛苦因而不敢再犯，也无法使社会上其他潜在的犯罪人受到威慑从而不敢去犯罪。纵观近年来发生在幼儿园的虐童案，曝光后的当事老师虽然绝大部分都受到了处罚，但是，最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却少有涉及。即使有少数当事老师被判处刑罚[20]，其刑罚也偏低，明显暴露出刑法在震慑虐待行为人时力度的不足。如果没有严重的刑罚作为威慑，虐待儿童的行为将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适当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

第三，从罪刑均衡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就曾有学者认为在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其最高法定刑为7年有期徒刑，显然偏低，尤其是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更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与过失杀人罪的法定刑也不协调，故主张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但意见没有被采纳。[21]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妨碍了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首先，在虐待罪内部，本罪直接侵犯的法益虽然只是受其虐待的家庭成员的人身权，但同时往往侵犯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安宁和身心健康，尤其会对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得其虐待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但是，虐待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无法与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其次，在虐待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关系上，对其设定过低的法定刑难以保持其与其他同类犯罪之间的罪刑均衡。仅就本罪的基本犯而言，若与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其他罪名相比，它比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的法定最高刑都轻。就其结果加重犯而论，如果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相比，虽然两者都包含了“致人死亡”这一重结果，但是虐待罪不仅致人死亡而且严重违背家庭伦理，理应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更高。但实际上，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完全相同，均为7年。而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最低刑还比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最低刑高。在这种情况下，对虐待罪设定较低的法定刑，容易导致罪刑失衡。

第四，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角度看，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国外大部分国家都对虐待犯罪处以较重的自由刑，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法定刑为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1年以上自由刑，此罪基本犯未遂的也要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中虐待罪的法定刑为3年自由刑，而虐待未成年人为其加重情节，需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自由刑。我国港澳台地区对虐待罪刑罚的规定也较重，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中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的法定刑为循公诉程序的监禁10年，循简易程序的监禁3年；《澳门刑法典》中虐待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配偶又使之过度劳累罪的法定刑为1年至5年徒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两年至8年徒刑或5年至15年徒刑；“台湾刑法典”中妨害幼童发育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

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立法结果。但在当前背景下，虐待案件频发，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从人权保护、犯罪防治、罪刑均衡的角度看，还是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方面看，我国都应该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在设置虐待罪的法定刑时，不妨将其基本犯的法定刑规定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将“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四、结语

据有关媒体报道，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当事人已被警方释放，因为刑法没有对非亲属虐待共同相处人员如何处置的问题作出规定。但此案充分暴露出现行刑法在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改进儿童保护之刑事立法，才是有效惩治和防范此类不法行为的长远之计。因此，本文尝试以此类虐童案件为契机，对虐待罪立法诸问题的完善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当然，刑法的规制并非解决虐童问题的唯一方式，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机制，才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有效途径。纵观世界各国对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可以发现，只有具备一套完整、成熟的法律保护体系，才能够有效维护儿童权益。故而在对我国虐待罪的立法规定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应建立和完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并正确处理好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