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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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积极鼓励，正确引导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工作，并促进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之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亦指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以实施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的民办学校（中心）等职业培训机构（以下简称职业培训机构）。
第三条 职业培训机构设置要适应我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社区培训发展的需要，各类机构要配置合理。
第四条 职业培训机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保证培训质量，培养合格技能人才，在重视业务培训的同时，要建立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第五条 职业培训机构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检查和评估。
第六条 设置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主办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公民个人申办，应当具有本地常住户口，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发展规划、培养目标、组织章程，有完备的办学方案、教学计划、大纲，明确的培训期限和相应的统编教材。
（三）配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品德端正，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和五年以上教育工作经验，并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专职负责人和分管教学管理工作的负责人。
（四）配备政治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与培养目标，培训规模相适应的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每个专业至少有3名具有中级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的教学骨干，举办高级工以上（含高级工）培训的至少应有3名具有副教授、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或技师、高级教师职业资格的教学骨干。
（五）配备与培养目标和培训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办学场所、教学设施、设备，一般应包括教室、实习实验场所，至少有一间标准教室，实习设备4－6人一台（套），也可视实际需求而定。
（六）有与建校办学相适应的建设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建校办学的资金由申办者自行筹措，并需由法定机构出具验资证明，注册资金，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的最低限额为5万元人民币。
（七）有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应包括：教学行政管理制度、教师的聘用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
第七条 职业培训机构不得租借以下房产作为校舍：
（一）简易建筑物；
（二）危房；
（三）其他不适合教学活动的房屋。
第八条 职业培训机构常规的教学实验、实习设施设备，以自行购置为主，贵重设施可租借，但应有书面协议，保持相对稳定。
第九条 两个以上单位联合举办职业培训机构，应有经国家法定公证机构公证的联合办学协议书，明确各方责任。
第十条 申请举办初级职业资格培训机构的申报者应在所在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举办中级职业资格培训机构以及申请冠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或伊犁州名称的职业培训机构，申请者应向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举办高级以上（含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职业培训机构的申办者，应征的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同意由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后上报自治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申办材料
（一）提交申办报告、说明办学目的宗旨、设置的主要专业（工种）、培训层次、培养目标；
（二）举办者的资格证明、办学资金证明（属捐赠性质的提交捐赠协议）；
（三）拟任负责人的学历文凭、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拟聘的主要教师的学历文凭、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会计、出纳上岗证原件、复印件和管理人员花名册*；
（五）开设专业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六）培训、实习场地、教学设备证明、自有的应出具产权证明、租赁的应出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或合同，租借期限不得少于3年；
（七）拟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章程（包括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机构、招生范围、招生对象、有关管理制度）和发展规划；
（八）拟成立校董事会的董事会章程和董事长、董事名单及资格证明文件；
（九）其他与办学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申办者应按规定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交申报材料、并领取《民办培训机构审批表》填写。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到申办材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组织专家组进行实地考察评估，提出考察意见。 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办材料，符合条件的作出批准设置的书面批复，并报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时抄送财政、民政、计划委员会等部门。
第十四条 职业培训机构的名称应按县（市）所在行政区域冠名，培训层次和类别依次确切表示。凡独立设置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其名称应使用××××××职业培训学校或中心；不独立设置机构的，其名称应使用××××××职业培训班。未经国家和自治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的不得冠以“中国”“国际”“中华”“自治区”等字样。
第十五条 受理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批准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发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正、副本。正本须悬挂于机构办公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十六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的机构，应到民政部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再到发展计划委员会领取《收费许可证》并由其核准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经批准成立的职业培训机构，由批准机关实施管理。
第十八条 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后，应遵守《劳动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确保培训质量。
第十九条 职业培训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设立分校和分支机构，也不得将其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委托或承包给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需要异地招生的，由机构提出申请，管理机关签署意见，报经自治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后，经招生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方可招生。州直属县市范围内招生的，由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取得办学许可证机构招生广告的审查和管理。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须报审批机关审查备案。广告内容必须真实、清楚，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不得进行欺骗性宣传。广告主要内容包括：机构名称、招生专业（工种）、开设课程、办学形式（全日制、半日制、全脱产、半脱产、函授等）、开课时间、教学时数、课程设置、招生对象、人数、收费标准、报名条件、证书发放等。
第二十一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必须建立财务、会计、财产管理制度，发证机关应加强对机构的财务监督。批准机关要对机构实行年检制度。每年发证机关应对所批准的机构，依据办学标准要求进行一次办学资格的复合认定。机构每年12月底向发证机关提交年检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兼、专职教师、管理人员工资花名册、年度统计报表，机构年度总结等），经审查确认符合办学条件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上加盖年检戳记，注明有效期限，准许继续办学。年检不合格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三个月后进行复查，复查仍不合格的，按《民办教育促进法》依法责令停业招生，或依法吊销《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和培训方向提供指导；要在管理人员和师资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指导、教材建设等方面及时提供服务，及时解决其办学中出现的问题，鼓励与帮助机构健康发展。
第二十三条 职业培训机构要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的统计报表及统计要求做好季报、年报统计工作，并按时统计上报。
第二十四条 职业培训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享有下列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机构内部规章制度；
（二）设置内部管理机构；
（三）聘用教师和管理人员，确定教职工工资收入标准；
（四）根据机构的规章制度对教职工和学生给予应有的奖惩；
（五）定期开展教学质量评估活动，听取学员、家长对培训质量的反映。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完善管理制度；
（六）机构财务应实行亲属回避制度；
（七）学生完成学业，经考核并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合格者颁发自治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职业培训结业证书》或《劳动预备制合格证》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八）接受捐赠、资助、开展对内对外的教学交流与合作；
（九）依据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以及当地发展计划委员会物价收费部门的审批标准向学员收取费用；
（十）享有国家赋予的有关政策，通过申报评估可成为再就业定点培训机构和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机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五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机构有乱收费，抽逃资金、管理混乱、培训质量低下等违法、违纪行为的要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六条 职业培训机构改变名称、性质、培训层次，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变更其他事项，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机构解散与合并，须按原审批程序报批。解散与合并前应进行财产清查和财务结算，其举办者和负责人应负责对在校学员的妥善安置。审批机关应予以协助。
第二十八条 职业培训机构被解散或吊销办学许可证，审批机关应当组织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法进行财产清算。清算应当首先支付所欠教职员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学生的学费等。清算后的剩余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职业培训事业。如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由人民法院组织清算。
第二十九条 审批机关对核准解散与吊销办学许可证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予以公告，并收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章注销登记。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自治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析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争议及界定

　　【摘要】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当前理论界、司法界均存在较大争议，特别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级、各部门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员观点不尽一致，导致该类案件在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刑法》规定基础上，全国人大和两院为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也曾分别就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争议与分歧依旧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主体范围、其所履行的管理职责的性质上规定不明确，甚至存在明显的漏洞。因此，以检察机关处理该类案件的司法实践经验为基础，认真探究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检察机关；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法律适用。


　　“现象是法律常见的一个弊端”。这是因为法律必须使人对行为的后果可以预期，因此，应当保持稳定，稳定即意味着法律在一定时间保持不变，而社会不因为法律的不变而停止发展；从立法技术上看，法律规范往往是概括而抽象的，而社会生活却是常常变动着的，生动而具体的。从局部看，某些立法固然存在着超前的问题，但是，从宏观上观察，法律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社会生活现实——“时滞”。根据目前的检察实践，围绕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的争议日益凸显：


　　一、职务犯罪主体方面存在的争议


　　既然称之为“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职务犯罪，那么何谓“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具体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具体包括村基层组织的那些人员？明确这些问题，无疑是办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前提。然而，无论是现有的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对此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根据现今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村一级组织一般存在村委会和党支部两套机构，对于村委会成员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可构成职务犯罪主体，但对于村党支部书记成员等人员是否属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有人认为，党支部是否基层组织不明确，党支部成员不能构成职务犯罪主体。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农村党支部当然属于基层组织，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故党支部书记的行为应当适用立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法律性质。党支部书记领导村民委员会时，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亦应属于依法从事公务。 而在村委会中，又是否所有成员都可成为职务犯罪主体？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这一问题具体到实践中，则主要是村民委员会分设的村民小组负责人或者下属委员会成员（如治保会的治保员等等）是否属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有的观点认为应将这些人员视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而有的则认为，能够协助人民政府的基层组织，是村级基层组织。村分设的村民小组和下属委员会，只是协助村级组织工作的组织，与村基层组织有区别。而且最高法院曾经有司法解释规定，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侵吞财产的行为，按照职务侵占罪定性。只有具有村民委员会委员身份的人担任村民小组长，才能成为贪污、挪用公款、贿赂罪主体，否则只能构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


　　（一）何谓公务与集体事务的争议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双重身份。在履行职责时公务与事务集于一身，相互交错，他们依照其职权履行的各种活动哪些属于从事公务，那些属于村集体事务，有时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争议颇大。而造成这种争议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立法的不明确。


　　虽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应视为“公务”的七种情况，但基层工作素来被喻为“万根线穿过一支针”，所有的管理环节到最后最终都是落实到基层。因此，村基层组织工作在客观上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复杂性。相应的，基层管理行为在性质、种类上也客观存在复杂性。而立法的有限性，决定了仅列举这七种情况，是绝对无法完全涵盖农村工作内容和理清这些工作性质的，因此才有了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也正是由于最后一条的保底条款，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因此，有的观点认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系村民依法选举产生，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行使自治权办理本村自治事务，其范围和对象是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利用的职权当然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其工作具有政府行政管理的性质。因此，其行为均应认定为从事公务，没有必要对行为性质作出区分而导致不必要的争议。有的观点则主张，还是应根据法律和《解释》的规定严格认定，凡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解释》所规定的七种行政管理工作，方可认定为依法从事公务。
　　（二）定性和管辖权的争议


　　如前所述，由于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挪用财物职务犯罪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会出现定性不同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定性认识的不同，经常出现检察机关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移送起诉，法院审判时则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作出判决，或者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起诉，被改判贪污、挪用公款，或者同类行为在甲地被判贪污、挪用公款，在乙地却被判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情况。而且这类案件在被人民法院改变定性判决后，检察机关即便提起抗诉，也很难得到上级法院的支持。一方面极易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此外，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行为定性的争议，还直接涉及到案件管辖权的问题。由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贪污、挪用公款分属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管辖。因此，这类案件在侦办过程中，由于定性争议，极易引起公检两家互相争夺案源或者互相推诿。特别是在批捕环节，极易造成检察机关两难局面。例如，在实践中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以职务侵占罪移送检察机关批捕案件，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贪污罪批捕，但却出现两难选择：如果坚持原则以贪污批捕，则必须按照刑诉法规定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继续侦查；而如果要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则必须是违背原则，以职务侵占罪批捕。在现今办案机关绩效与办案数量、规模直接挂钩的管理体制下，检察机关无论那种选择，要么是得罪别人，要么是委屈自己。


　　（三）罪与非罪的争议


　　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行为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还存在罪与非罪之争。如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实施受贿行为时，检察机关认为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这一主体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法院认为主体不适合，依照法律，又没有一条法律条文可以适用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的受贿行为，只能判无罪。导致检察机关进一步提请抗诉，而中级法院也常常处于无法定夺的尴尬局面。


　　此外，在查办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过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取证的困难。如农村基层组织的帐户大多只有一个，村里的所有收入全部归入同一帐户里，当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涉嫌经济犯罪时，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对其所非法支配的款项却说不清是属于公务款，还是事务款，是应上缴款，还是村自有积累，办案人员也无法分清哪部份是国有资金，哪部份是集体资金。分不清国有资金或集体资金，就难以认定其犯罪行为的性质。如在调查某村书记马某某涉嫌贪污案时，嫌疑人虽供认其贪污事实，但同时供述自己为该村堑付“计外费”2.2万元，是认定个人资金用于集体开支，涉嫌贪污款额应予抵扣垫付款，还是分别对待？因该村无账务，这种情况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形成了人为制造的法律规避。
　　二、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的界定


　　正确理解相关法律和《解释》的规定，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和公务的定义，是认定其职务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处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和行为的性质，区别不同情况，准确认定。


　　（一）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成员概念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