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孙某、王某系村干部,因本村修路,需要拆除同村村民李某的一处院房，李某不同意,孙某、王某合议,找几个人对拆除过程中阻拦的人员进行吓唬，后王某联系周某，让周某找几个人对阻拦拆迁的人员进行吓唬，周某带领胡某、赵某到达拆房现场,而孙某、王某并未到现场，在拆除过程中,李某及其妻子陈某进行阻拦，周某、胡某、赵某与李某、陈某发生殴斗，致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分歧:本案在审查过程中，一致认为周某、胡某、赵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何罪，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为故意伤害案，属共同犯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共同犯罪要求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意思联络，共谋行为与实行行为有紧密联系，共谋后未参与实行犯罪的行为人虽然没有亲手实行犯罪，但其先前的共谋行为不能摆脱与后面实行行为的关系，因此仍应承担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本案应看作是共同犯罪，整个殴斗过程看做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孙某、王某明知拆迁过程中可能有人阻拦，其找周某等人助威进行吓唬，周某等人具体实施致陈某死亡，对于死亡的结果，孙某、王某找人进行吓唬属共谋行为，周某等人的殴打行为属于实行行为，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孙某、王某等人应承担周某等实行犯的责任，因此孙某、王某的行为也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罪是指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或者其他藐视法纪的动机，聚集多人成帮结伙地相互攻击对方身体的行为。本案中，孙某、王某商议找人吓唬被害方，其主观上是想造出声势，以期达到使被害方不敢阻拦，达到强行拆迁的目的，客观上纠集周某、胡某、赵某在一起，针对对方实施殴斗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村里正常的生产秩序，破坏了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应当遵守的共同生活准则，应此该案宜定为聚众斗殴罪，而周某等人致使陈某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定为聚众斗殴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本案当中，孙某、王某不具备故意伤害陈某的心理基础和主观心态，其叫周某等人仅仅是吓唬陈某等被害人，强行拆迁，陈某死亡的后果远远不是孙某、王某所希望的，孙某、王某的主观故意属于应当预见到自己叫周某等人到现场进行吓唬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主观方面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应此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当中，孙某、王某身为村主要负责人议定强拆房屋院落，对前来阻拦的人进行吓唬，其应当预见前来帮助强拆的人员在实施威胁过程中，有可能采取严重暴力手段造成严重后果，而轻信能够避免，所以孙某、王某并未到拆迁现场制止事态发展，导致周某等人与陈某、李某发生殴斗，陈某死亡的结果发生，这一结果是孙某、王某不希望发生的，故应认定孙某、王某与周某等人没有伤害陈某的共同故意，对出现致人伤害死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具有过失的心理状态，故应对周某等人行为的后果，承担过失的法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孙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爱情是排他的，这是生物的本能。互爱的双方都有一种占有欲和归缩感，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这是中国人的夫妻感情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传统婚姻理念，更是大多数婚姻状况和主流家庭的现实反映。但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西方人的“性自由”对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形成冲击，原有的夫权思想和一夫多妻制恶习与西方“性开放”一拍即合，“包二奶”、重婚、第三者插足等现象遂成蔓延之势，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因之，夫妻互相忠诚的一般民间理念，迅速上升为国家立法规定，以巩固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而夫妻忠诚协议这种夫妻间的自愿契约逐步出现，作为约束夫妻双方的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试图将夫妻捆绑在一起，以防止夫妻感情上的壁垒出现并力防家庭之解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夫妻忠诚协议之解析，求证其法律效力，为基层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实务参考。

　　一，夫妻忠诚义务进入婚姻立法的社会意义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未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首次在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所谓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要是指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于对方，互相尊重人格，不应有婚外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这种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夫妻间忠诚义务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第一，夫妻忠诚义务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固有的性本能，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基础，性生活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第二，夫妻忠诚义务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表现。一夫一妻制要求人的性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得到满足，任何人与配偶以外之异性发生性关系即是对一夫一妻制之违反。第三，夫妻互相忠诚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因为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与夫妻是否相互忠诚十分相关。第四，夫妻的相互忠诚能保证子女血缘清白，对于防止近亲结婚和避免发生乱伦十分必要，而且多重性关系乃至不洁性生活的后果，将危及配偶及后代，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1]

　　基于上列分析，夫妻忠诚义务写入婚姻立法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一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以家庭为细胞，家庭以婚姻为纽带，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感情以互爱为前提。[2]在我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夫妻忠诚义务入法的根本意义，旨在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发挥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作用，以家庭稳保障和促进社会稳。

　　二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系夫妻感情，约束夫妻性行为，防止婚姻解体有着重要意义。据相关媒体报道，仅2011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之于2010年同期增长17.1%，创历史最高记录。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其中大城市的离婚率更是遥遥领先。[3]在笔者看来，婚姻如同“围城”，里面的人想打出去，外面的人想冲进来，于是发生了婚姻保卫战。其实，这样的战争没有赢者，只有灵魂的泄露。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的婚姻教义抑、观点和道德，没有什么不好。家中有女人，“安”也；家中有男人“宁”也；在家中玩火，“灾也”！夫妻恩爱乃家庭之不朽堡垒，夫妻相互忠诚乃感情之铜墙铁壁。[4]

　　三是，夫妻相互忠诚是社会诚信体系在婚姻结构中的体现和反映。构筑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进步的标志，是一个持久的宏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和努力。而夫妻作为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维护家庭稳定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她）们之间不讲诚信，不尽忠实义务，则在这个社会细胞的家庭中无法建立诚信，更无法教育子女讲诚信，如果众多家庭皆无诚信可言，将导致整个社会混乱无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之构建。可以认为，作为至爱者的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忠诚，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的交往难有诚信可言。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之争与司法之为

　　所谓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基于婚姻法上夫妻忠诚义务之规定，双方自愿签定相互忠诚的契约，约定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权或支付违约赔偿金的违约惩罚性合同。[5]因夫妻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所有权或支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的夫妻忠诚协议，自司法介入之后，便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6]其实，在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婚姻法时，对于夫妻忠实义务应否作为新增内容写进修改决定，一直存在争议。而当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新增内容写入婚姻法之后，面对社会生活中夫妻忠诚协议不断出现之时，法学理论界又始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要的对立性观点。肯定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7]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8]否定说认为，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9]《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10]

　　上列系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理论之争。但主流观点是认定夫妻忠诚协议之效力，认为此种协议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11]而就司法实务的基本走向看，各地法院倾向于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有效，且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获得良好统一。案例一：2003年初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令男方因违反“夫妻忠诚协议”赔偿女方30万元，开创了法律作用于婚外性行为的先河之后，不少法院纷纷效仿。[12]该案的裁判理由为：双方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13]案例二：2004年12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女方因男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而支付的“空床费”4200元。[14]该判决认为。女方提出空床费4200元的主张，由于该笔费用是指女方与被告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不尽陪伴义务，给予一定补偿的费用，名为空床费，实为补偿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约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15]除上列两例外，还有相关法院关于为挽救婚姻在夫妻忠诚协议中写明“如果离婚8套房屋算妻子个人财产”予以司法确认的，有依据夫妻忠诚协议判令男方支付女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1万元的。[16]当然，也有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作否定表示不予认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但比较少见，总的趋势和走向是积极认同协议效力。

　　三，夫妻忠诚协议司法取舍之利弊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待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上，理论界出现肯定论与否定说两大主要争点，而实务界也出现认定效力和否定效力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但《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发布的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三个司法解释均未涉及，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争议越趋激烈，而实务界的操作仍不统一。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的相关业务部门的态度是明确的，倾向于应当认定，全国大多数法院的司法判决表明应当认定的倾向明显。因此，一方面，最高审判机关应加强业务导向指引，并应注重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在比较成熟之时作出司法解释进行统一。另一方面，各地法院应注重信息交流，加强请示报告，为司法解释的出台积累审判经验。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势；

　　第一，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夫妻忠诚协议源自于《婚姻法》总则的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常识上升为婚姻立法的忠诚义务。因此，夫妻间签订忠诚协议，正是夫妻间法定的忠诚义务的具体体现，本质上契合于我国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否认这种协议效力，在裁判理由上很难对《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忠诚义务”的法律规定作出正面阐释，也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悖。

　　第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婚姻的本质属性。中国人的“易得者田地，难得者兄弟，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的传统亲情观念世代相传，而且夫妻之结合属于人世间男女异性的至爱结合，这种至爱表明最为信得过的异性以终身相许，主体的自愿性深刻反映了婚姻的契约性。正是为了保证这种自愿结合的终身相许，使之长久不变，初衷不改，于是夫妻间自愿协商签订忠诚协议，约束双方行为，违约必惩，守约获赔。这种自律性协议，按照民商审判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人民法院没理由不承认其效力。

　　第三，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是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的现实需要。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这个30年的社会大跨度中，中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历史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比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时期的痛苦经历，患难见真情，夫妻和睦，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但从“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情况发生变化，全国离婚率逐年增高，而婚外性行为打破了原有平衡，移情别恋促进了婚姻解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就是兑现夫妻约定的违约赔偿责任，慰藉守约方，惩罚违约方，如果否定忠诚协议，岂不黑白不分，助纣为虐吗！

　　当然，笔者认为在总体走向上承认忠诚协议效力，并不必然排除某些个案中约定违法之效力。比如夫妻忠诚协议约定不许离婚，终身厮守等限制婚姻自由等权利的协议，自然不在承认之列。只要不属于限制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等正当权利，不剥夺夫妻间法律允许的权利行使，其协议效力应予认定，以最大限度地慰藉遵守约定的一方，制裁违反约定的一方，是非分明，张扬正义，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 参见同心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婚姻法新释与例解》第56-57页

[2] 王维永：《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妇女维权工作》，2005年11月5日在奉节县妇女干部培训会上的讲话

[3] 参见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6日《中国式离婚：期待下一站的幸福》（人民法院报记者梅贤明、通讯员构建玲）

[4] 王维永：《现代婚姻保卫战中的“感情壁垒》，重庆法院网Cqfy•chinacourtorg，2011年10月12日访问

[5] 吴晓芳：《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专辑》第55页（第十六问答）

[6] 何晓航、何志：《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第54页

[7] 李明瞬：《好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8] 同注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