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的通知

证监发[2007]56号

各证券公司，各期货公司：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我会制定了《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活动，防范和隔离风险，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以下简称介绍业务），是指证券公司接受期货公司委托，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参与期货交易并提供其他相关服务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证券公司从事介绍业务，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介绍业务资格，审慎经营，并对通过其营业部开展的介绍业务实行统一管理。
　　第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证券公司的介绍业务活动实行监督管理。
　　 相关自律性组织依法对介绍业务活动实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资格条件与业务范围
　　第五条 证券公司申请介绍业务资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日前6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标准；
　　（二）已按规定建立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三）全资拥有或者控股一家期货公司，或者与一家期货公司被同一机构控制，且该期货公司具有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期货交易所的会员资格、申请日前2个月的风险监管指标持续符合规定的标准；
　　（四）配备必要的业务人员，公司总部至少有5名、拟开展介绍业务的营业部至少有2名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业务人员；
　　（五）已按规定建立健全与介绍业务相关的业务规则、内部控制、风险隔离及合规检查等制度；
　　（六）具有满足业务需要的技术系统；
　　（七）中国证监会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所称风险控制指标标准是指：
　　（一） 净资本不低于12亿元；
　　（二） 流动资产余额不低于流动负债余额（不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客户委托管理资金）的150％；
　　（三） 对外担保及其他形式的或有负债之和不高于净资产的10％，但因证券公司发债提供的反担保除外；
　　（四） 净资本不低于净资产的70％。
　　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前款标准进行调整。
　　第七条 证券公司申请介绍业务，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介绍业务资格申请书；
　　（二）董事会关于从事介绍业务的决议，公司章程规定该决议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做出的，应提供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净资本等指标的计算表及相关说明；
　　（四）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独立存管制度实施情况说明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文本；
　　（五）分管介绍业务的有关负责人简历，相关业务人员简历、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明；
　　 （六）关于介绍业务的业务规则、内部控制、风险隔离和合规检查等制度文本；
　　（七）关于技术系统准备情况的说明；
　　（八）全资拥有或者控股期货公司，或者与期货公司被同一机构控制的情况说明，该期货公司在申请日前2个月月末的风险监管报表；
　　（九）与期货公司拟签订的介绍业务委托协议文本。
　　第八条 中国证监会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九条 证券公司受期货公司委托从事介绍业务，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 协助办理开户手续；
　　（二） 提供期货行情信息、交易设施；
　　（三）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服务。
　　证券公司不得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结算或者交割，不得代期货公司、客户收付期货保证金，不得利用证券资金账户为客户存取、划转期货保证金。
　　第十条 证券公司从事介绍业务，应当与期货公司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介绍业务的范围；
　　（二）执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制度的措施；
　　（三）介绍业务对接规则；
　　（四）客户投诉的接待处理方式；
　　（五）报酬支付及相关费用的分担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双方可以在委托协议中约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事项，但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
　　证券公司按照委托协议对期货公司承担介绍业务受托责任。基于期货经纪合同的责任由期货公司直接对客户承担。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与期货公司签订、变更或者终止委托协议的，双方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各自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三章 业务规则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其全资拥有或者控股的、或者被同一机构控制的期货公司的委托从事介绍业务，不能接受其他期货公司的委托从事介绍业务。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合规、审慎经营的原则，制定并有效执行介绍业务规则、内部控制、合规检查等制度，确保有效防范和隔离介绍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
　　第十四条 期货公司与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介绍业务的对接规则，明确办理开户、行情和交易系统的安装维护、客户投诉的接待处理等业务的协作程序和规则。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与期货公司应当独立经营，保持财务、人员、经营场所等分开隔离。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内部控制和风险隔离制度的规定，指定有关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介绍业务的经营管理。
　　证券公司应当配备足够的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业务人员，不得任用不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业务人员从事介绍业务。
　　证券公司从事介绍业务的工作人员不得进行期货交易。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或者其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一）受托从事的介绍业务范围；
　　（二）从事介绍业务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名单和照片；
　　（三）期货公司期货保证金账户信息、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方式；
　　（四）客户开户和交易流程、出入金流程；
　　（五）交易结算结果查询方式；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要求证券公司调整相关信息的公开方式。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时，应当向客户明示其与期货公司的介绍业务委托关系，解释期货交易的方式、流程及风险，不得作获利保证、共担风险等承诺，不得虚假宣传，误导客户。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完备的协助开户制度，对客户的开户资料和身份真实性等进行审查，向客户充分揭示期货交易风险，解释期货公司、客户、证券公司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告知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要求。
　　证券公司应当及时将客户开户资料提交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应当复核后与客户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办理开户手续。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介绍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开户的，证券公司应当将其期货账户信息报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并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不得代客户下达交易指令，不得利用客户的交易编码、资金账号或者期货结算账户进行期货交易，不得代客户接收、保管或者修改交易密码。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第二十三条 期货、现货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客户可能出现风险时，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可以协助期货公司向客户提示风险。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协助维护期货交易系统的稳定运行，保证期货交易数据传送的安全和独立。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营业场所妥善保存有关介绍业务的凭证、单据、账簿、报表、合同、数据信息等资料。
　　证券公司保存上述文件资料的期限不得少于5年。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并有效执行介绍业务的合规检查制度。
　　证券公司应当定期对介绍业务规则、内部控制、风险隔离等制度的执行情况和营业部介绍业务的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每半年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合规检查报告。
　　发生重大事项的，证券公司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审慎监管原则，对证券公司从事的介绍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介绍业务的相关信息，报送介绍业务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数据信息。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取得介绍业务资格后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条件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其限期整改；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中国证监会依法撤销其介绍业务资格。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办法第三章业务规则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采取责令限期整改、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逾期未改正，其行为可能危及期货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责令期货公司终止与该证券公司的介绍业务关系。
　　第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因其他业务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出现重大风险被暂停、限制业务或者撤销业务资格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责令期货公司终止与该证券公司的介绍业务关系。
　　第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条进行处罚：
　　（一） 未经许可擅自开展介绍业务；
　　（二） 对客户未充分揭示期货交易风险，进行虚假宣传，误导客户；
　　（三） 代理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结算或者交割；
　　（四） 收付、存取或者划转期货保证金；
　　（五） 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提供融资或者担保；
　　（六） 未按规定审查客户的开户资料和身份真实性；
　　（七） 代客户下达交易指令；
　　（八） 利用客户的交易编码、资金账号或者期货结算账户进行期货交易；
　　（九） 未将介绍业务与其他经营业务分开或者有效隔离；
　　（十） 未将财务、人员、经营场所与期货公司分开隔离；
　　（十一） 拒绝、阻碍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