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堰市基层应急救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十政办发〔2011〕7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十堰市基层应急救援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二○一一年七月十七日



十堰市基层应急救援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基层应急救援工作有效实施，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救援，是指由政府组织、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参加，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实施的紧急救援处置行动。
　　第三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结合实际，建立“统一领导、属地为主，分级响应、分类处置，规范应对、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依托119通信指挥系统或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具备信息接报、调度指挥、辅助决策、资源共享等功能的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第二章 应急救援准备

　　第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结合本地区突发事件特点，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预案，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应急救援训练和演练，做好应急救援的准备工作。
　　第六条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总体要求，加快建立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和应急管理专家队伍。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依托公安消防队伍组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的执勤人员按照辖区人口的万分之一配置，且不少于45人。执勤人员不足的，应采用事业编制人员或招聘公益性岗位、合同制人员予以补充，采用招聘合同制人员的，应当将合同制人员的工资、福利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依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专业技术力量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执勤人员应按照本部门或本行业有关标准和要求配备，保证有分管领导、有稳定队员、有基本装备、有保障经费、有应急能力。
　　应急志愿者队伍依托共青团、红十字会、社区服务中心等社会团体和组织组建。应急志愿者队伍应接受当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管理和培训，提高应急志愿服务能力。
　　应急管理专家队伍依托当地有关方面科技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等组建。应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动态管理。
　　第七条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承担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地震等自然灾害，火灾、建筑施工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空难等事故灾难，恐怖袭击、群众遇险等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救援任务；协助有关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生物灾害、矿山事故、危险化学品事故、水上事故、环境污染、核与辐射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第八条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承担本行业、本专业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任务；在综合应急救援行动中应履行各自职责，发挥专业优势，协助其他应急救援队伍完成救援任务。
　　第九条 应急志愿者队伍主要承担应急救援辅助任务，协助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救援、救护和善后处置工作，积极开展应急救援科普知识宣传。
　　第十条 应急管理专家队伍平时加强应急管理理论研究、科技攻关和宣传培训工作，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应深入一线掌握现场情况，评估危害程度，预判突发事件发展趋势，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撑。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建立与当地驻军、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应急联动机制，根据需要协调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各类应急队伍应根据职责任务需要，制定应急救援行动方案，并做好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工作，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联合演练，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出动、有效处置。
　　第十三条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根据自身任务特点完善值班执勤制度，明确快速集结措施，确保联络畅通、响应及时。
　　第十四条 建立灾情研判机制，定期进行重大危险源调查评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交流与合作。
　　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熟悉掌握辖区重大危险源、危险区域基本情况及常见灾害事故处置对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根据本部门、本行业领域有关规定要求，掌握相关情况。
第三章 应急救援行动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应急救援总指挥部，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长，统一指挥应急救援行动。
　　根据工作分工，成立相应的应急救援专业指挥部，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指挥长，负责专业应急救援行动的组织指挥。
　　第十六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各类突发事件预警联动机制、救援工作配合机制和救援现场工作机制，形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分工负责、运转高效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
　　第十七条 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应急救援分级响应制度。应急救援响应分四个等级，一级为最高级别。
　　（一）当发生一般突发事件，需调集一支应急队伍及相关专业力量参与处置时，启动四级响应，由参加救援的应急队伍指挥员负责现场组织指挥。
　　（二）当发生一般或较大突发事件，需调集多支应急队伍参与处置时，启动三级响应，由应急救援专业指挥部指挥长负责组织协调，必要时到现场指挥救援，或授权参与救援的应急队伍指挥员负责现场指挥。
　　（三）当发生较大或重大突发事件，超出本地救援能力，或事件跨区域、影响其它地区，需调集主要应急队伍参与处置时，启动二级响应，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到现场负责组织指挥，必要时请求上级政府支持。市有关部门及时派出应急救援专家到现场指导。
　　（四）当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超出本地救援能力，或事件跨区域、影响其它地区，需省级应急队伍紧急支援时，启动一级响应，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在现场组织指挥先期处置的同时，及时报请省政府支持。省政府及时调派应急救援力量支持，必要时报请国务院支持。
　　应急救援响应等级由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视情研判，三级以上响应按程序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启动。
　　第十八条 遇到下列情况，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必须立即集结出动:
　　（一）接到报警或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出动命令时；
　　（二）接到上级主管部门出动命令时；
　　（三）其他需要立即出动的情况。
　　第十九条 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出动时，应明确标识，携带必要的装备器材，迅速赶赴事发地实施救援。
　　第二十条 应急救援队到达现场后，应向总指挥部或现场指挥员报告，领受任务，遵循应急救援行动规则，科学、安全、高效、有序地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第二十一条 应急救援行动结束后，应急救援队伍应及时向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报告情况，清点人员和装备，清理移交现场，有序返回驻地，恢复值班执勤。
　　第二十二条 建立统一的新闻发布制度，由事发地政府会同新闻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客观地发布应急救援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应急救援队伍及其队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采访，防止口径不一引发不实炒作。
　　第二十三条 建立应急救援“每站必评”制度，参加应急救援行动的队伍在任务完成后，应实事求是地对应急出动、组织指挥、救援行动、联动协同、作战保障、现场纪律、战斗作风与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第四章 应急救援保障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将应急救援建设、运行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根据相关标准和应急救援需要，为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车辆、器材、物资、设施、设备及个人防护、携行等装备，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更新升级。
　　第二十六条 建立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储备和紧急调拨、运送制度。应急救援装备、物资使用消耗后，应及时予以补充。
　　第二十七条 建立应急救援征用机制，按照提前统筹、依法征用、均衡负担、合理补偿的原则，与有关个人、企业及社会单位签订救援物资、装备、设施、场地等应急征用协议。
　　第二十八条 应急救援车（艇）执行应急救援任务时，收费公路、桥梁免收车辆通行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视情做好交通疏通，保证快速通行。
　　第二十九条 应急救援队伍所在单位应为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有关规定发放高风险补贴。
　　应急救援人员参加训练、演练、救援行动发生伤亡，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医疗救治、伤残评定，并给予经济补偿或抚恤。
　　第三十条 鼓励公民、社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应急救援提供物资、资金等捐助。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三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将应急救援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定期组织考评。
　　第三十二条 建立并落实应急救援工作表彰奖励机制，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三条 建立并落实应急救援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应急救援工作中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或社会影响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县市区应急救援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初探

蔡 奕


[内容提要]缔约过失责任是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特殊责任制度，我国早期民事立法及新合同法对此也作了一定的规定。但由于理论争议较大，缔约过失责任的实践产生了一些歧异。本文拟从廓清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着手，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条件、赔偿范围作一研讨，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评介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 缔约过失责任、过错、诚实信用、先契约义务
[作者简介]蔡奕，1975年生，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著述颇丰，参与编著《宏观经济法》、《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际经济法学〉自学辅导》等著作，并在《国际贸易问题》、《法学》、《经济法制》、《国际商务》、《江汉论坛》、《现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译著四十余篇。
[通信地址] 厦门大学1641信箱（361005）
[宅电]（0592） [电子信箱]caiyi55@sina.com
[中图分类号]D923.05 [文献标识码] A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致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损，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只有在合同尚未成立或合同虽已成立但因不符合法定生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消时，缔约人才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简言之，缔约过失责任所违背的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而非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首先由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学院年报》学四卷上发表了题为《缔约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善时的损害赔偿》的论文，指出：“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的障碍被排除时，也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合同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1]在耶林之后，许多民法学家对这一理论作了完善和发展，多数国家的立法与判例也都采纳和借鉴了缔约过失制度。我国合同法第４２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缔约过失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指依据何种法理确立和追究缔约过失人的法律责任，大陆法系学者对此历来有多种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和诚实信用说四种主张。其中，侵权行为说认为，除法定情形外，因缔约上过失导致他人损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按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法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或事先达成的默契是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法律规定说则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均具有明显的缺陷：缔约过失责任有时并不侵犯相对人的具体权益，且侵权行为法有关免责、举证和时效的规定，使缔约过失责任的惩戒力度和保护有效性大为降低；法律行为说以尚未成立的合同或事先达成的订约默契作为责任基础，实际上是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一般违约责任的窠臼，混淆了缔约过失责任与一般违约责任之间的界限；法律规定说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将遭遇到严重的适用困难。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因存在理论或实践上的困难，均不足取。
笔者赞同诚实信用说，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的先契约义务。合同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要约承诺关系。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消并致对方当事人受害，此时由于在当事人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受害人难以以违约为由追究致害人的法律责任。但在当事人为缔约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已由一般业务关系变成了具有特定信赖成分的特殊联系关系。这种关系虽不以给付义务为内容，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负有相互协力、通知、说明、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2]当事人若客观上违反上述先契约义务，且主观上存在过错，即应承担法律上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条件
学界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缔约一方违反先契约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易混淆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违反与合同有关的义务，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违反的是先契约义务，而非合同义务。所谓先契约义务，是指当事人为缔约而相互磋商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各种说明、告知、注意和保护义务。先契约义务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１、先契约义务是法定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的诞生地——德国司法界普遍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即便法律没有精准、恰当的规定，也允许法院采取类推适用。正因为先契约义务的效力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无须当事人事先约定，也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
２、先契约义务是附随义务。先契约义务并非独立存在的法律义务，而是附随于合同义务而存在。只有当事人善意履行了先契约义务，合同才能有效成立。因此，先契约义务与合同义务之间具有因果条件关系和时间序列性。
３、先契约义务不是给付义务。先契约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它不以给付为内容，这是因为先契约义务是合同成立之前缔约方所负的义务，而给付义务是合同之债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合同未成立之前，当事人之间不会有给付义务。
（二）因缔约人的过错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消，给相对人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害，或者因行为人未尽适当注意义务而使合同相对人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民事责任一般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其前提条件，缔约过失责任也不例外。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失主要信赖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既非现有财产的实质损失，也不是履行利益的丧失，而是一种期得权益的损失，即缔约当事人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可能获得的利益以及因合同不能有效成立所丧失的利益。实践中，这种损失主要表现为订约所需费用及准备履行合同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等。[3]
（三）合同尚未有效成立。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订约磋商过程中，此时，合同尚未有效成立。理论上判断合同是否有效成立有两种标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依法律和事实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订立，主观标准则以当事人的意志和意愿来判断合同成立与否。笔者认为，在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判定上，应以客观标准为宜，即只有内容合法、资源缔结的合同，才是有效成立的合同，而无论当事人是否相信合同已经成立。
（四）缔约人一方主观上须有过错。这里的过错，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二者都可以表现为对缔约注意义务的违背。在契约缔结阶段，缔约人完成了从一般人向合同当事人的转化，相应地其注意义务也由一般人的消极义务范畴（如不得干扰、阻扰契约的缔结）进入了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如协办义务、告知义务、保护义务等）。缔约人应以信赖关系为基础，互相负以必要的注意义务，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对方利益不受损害。对上述义务的违反，均可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观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42条仅规定缔约过失行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对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却没有明确。鉴于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其赔偿的确定不能简单地比照后二者，因此必须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和侵害的权益来确定其赔偿范围。理论界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4]信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缔约过失行为致对方财产的直接损失，也包括受害方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间接损失。笔者认为，这一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具体涵盖以下五个方面：（1）订立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交通费、通讯费、考察费、餐饮住宿费等；（2）准备履行或履行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如仓储费、运费、保险费等；（3）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消时支出的诉讼费用或其他费用；（4）上述费用的利息损失；（5）丧失与他人签约机会等情形下产生的间接损失等。
上述赔偿范围中争议最大的是第（5）项，该项间接损失难以确定，且实践中分歧较大。笔者认为，要支持第（5）项赔偿，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与第三人缔约机会"在缔约过程中真实存在，索赔方必须对此承担举证责任。（2）该项损失未超出缔约过失人的预见范围，这一点可以参照合同法第113条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来处理。该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能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3）不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应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的损害赔偿仅仅是单方过错下的责任承担，如果缔约双方均存在缔约过错，其责任承担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即"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



四、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立法及其完善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中早有体现。它最早见之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因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其后的《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撤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受损害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993年修订的《经济合同法》第16条也就缔约过失责任作了与《民法通则》类似的规定。
但是，这些早期民事立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其一，理论界所广泛认可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指缔约一方基于过错违背先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合同订立制度的范畴，而早期民事立法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则与合同效力和合同履行混为一谈，造成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其二，就缔约过失责任的形态而言，包括契约不成立、契约无效、契约撤消三种形态，我国立法仅对后两种形态作了界定，而忽略了第一种形态，这在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请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部分权利，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缺陷；其三，我国早期民事立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只作抽象的一般表述，不作具体规定，这不免在实践中产生对缔约过失责任理解上的偏差和歧异，大大降低了该责任的可适用性和操作性。[5]
针对上述问题，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其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规定较之以往法律的粗略规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足。该条（一）、（二）项具体描述中均强调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故意与主观恶意（一般也是指故意），给人造成仿佛只有主观故意才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错觉（而实际上缔约过失责任在主观上也可由过失构成），如此容易引发当事人的误解，不利于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为消除上述负面影响，笔者建议将该条第（三）项修改为"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从而，明确将过失也纳入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观范畴，增强缔约过失责任立法的严谨性和可适用性。



[1] 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第79页。
[2]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八册），第85页。
[3] 参见房绍坤、郭明瑞、唐广良著：《民商法原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03页。
[4] 参见王秋实：《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及其适用》，载《阴山学刊》1999年第12期。
[5] 李霖：《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