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纠风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2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2〕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２００２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四月九日



关于2002年纠风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关于２００２
年纠风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纠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继续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继续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扩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实施范围。到２００２年底，全国要有７０％
的县级以上公立（政府、国有企业）医疗机构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其中所有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都要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的中标价格与国家规定
的零售价格之间的价差，在扣除医疗机构应得的药品差价收入后，要有不低于
６０％的比例让利于患者；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国家特殊管
理的药品除外）原则上都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其他临床应用普遍、采购量比较
大的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的金额也要达到５０％以上。全面落实卫生部等６部
门下发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卫规财发〔２００１〕
３０８号）和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等７部门（单位）下发的《医疗机
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纠办发〔２００１〕１７号）等文
件中的各项规定，公开招标程序、招标办法和招标结果，规范操作，强化监督，
坚决查处并纠正规避招标、违规操作、向投标企业乱收费以及不按规定向患者让
利等违纪违法行为。加大对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的整顿和改革力度，积极推行ＧＭＰ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ＧＳＰ（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和生产
准入制度，严肃查处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药品、
发布虚假药品广告、非法经营药品等违法行为。积极推行药品的连锁经营、集中
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继续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完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
明示制度以及费用查询制度。
　　（二）继续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一项
制度、八个禁止”的规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加强对农民负担情
况的监督检查，不得在改革前突击收费和集中清欠，不得通过抬高收费基数加重
农民负担；未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要抓好农民负担预决算、监督卡和
专项审计制度的落实，对提留统筹费的收取和使用情况开展一次专项审计，对村
级财务公开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深入开展对报刊征订摊派和农村用电乱收费、
农民建房乱收费等问题的专项治理。全面实行村级集体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２００２年内制定村级集体订阅报刊费用的限额或
占村级管理费的比例，向社会公布并严格执行。建立健全农村电价监督管理制度，
坚决纠正农村用电乱收费。对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建设自用住房，除依法颁发的证
照可收取工本费外，一律不得再向农民收取其他行政事业性费用。普遍推行农业
税收、涉农价格和涉农收费公示制，凡是按规定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的，农民有
权拒绝缴纳。全面实行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一票否决”制度，对违反减轻农
民负担政策而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恶性案件或造成严重影响的其他事（案）件
的县、乡，要严肃追究责任，给予其党政领导党纪、政纪处分。
　　（三）继续开展治理公路“三乱”、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和减轻企业负担工
作，巩固成果，防止反弹。治理公路“三乱”工作，要全面清理整顿公路收费站
（点），把撤除已超过批准期限、还清贷款或经营期满的收费站（点）作为清理
整顿工作的重点。继续查处并纠正多部门上路执法和超范围执法等问题。及时公
布实现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单，对已列入所有公路
基本无“三乱”名单后“三乱”问题又严重反弹的地区，要坚决从名单中撤下来，
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继续规范中小学校的收费行为，严禁中小学校擅自设立收费
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实行“一费制”的农村中小学校，除按规
定标准收费外，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未实行“一费制”的农村中小学校，
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收费。非义务教育阶
段高中学校招收择校生，要严格执行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政策，严禁乱收费
行为。坚决制止基层政府和任何部门、行业向学校摊派收费和“搭车”收费。减
轻企业负担工作要重点治理整顿向机动车辆的乱收费和向乡镇企业的各种摊派问
题。继续纠正违规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卡）的不正之风。
　　（四）加强政府部门和行业的作风建设。各部门、各行业要按照廉洁、勤政、
务实、高效的要求，规范行为，改善服务，多办实事，切实加强部门和行业作风
建设。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要从领导机关
抓起，以基层窗口单位为重点，进一步开展作风整顿，着重解决执法不严、办事
不公、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以及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认
真贯彻实施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切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完善各部门、各行业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把加强行业作风建设与推行政
务公开和社会服务承诺制等紧密结合，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规范化服务水平，努
力创建文明行业。
　　二、抓落实的主要措施
　　（一）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切实落实纠风工作责任制。国务院纠正行
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农业部、交通部、公安部、教育部和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要
分别对所牵头负责的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公路“三乱”、
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和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制定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各参与部
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国务院各部门要对本部门、本行业的
纠风工作和行业作风建设负总责，结合实际提出指导性意见，认真行使对行业的
监督职能，加强对下级政府相应部门行为的监督。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
室将召开全国纠风工作会议，对２００２年的纠风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二）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各级纠风工作机构和专项治理工作牵
头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把日常监督与重点检查结合起来，确保各项纠风工作任
务落到实处。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上半年将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并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确定的２１个地区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已取缔的非法药品集贸市场发生反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自下而上进行普遍检查和重点抽查，重点检查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农村中小学校收费“一费制”、村级集体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和涉农
价格、涉农收费公示制的落实情况。治理公路“三乱”工作要重点加强对节假日
期间和“三乱”问题易发、多发地区的检查，要对申报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以暗访为主的检查验收。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工作要
重点对择校生“三限”政策执行情况和春秋两季学生入学收费情况进行监控。减
轻企业负担工作要重点检查基层单位、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确保中央和省两级
涉及对企业收费的各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各项检查工作要统筹安排，由专项治
理牵头部门制定检查方案，负责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工作要注重实际效果，重视
抓正反两方面典型，对检查中发现的典型经验，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对违规违纪
问题，要坚决纠正，并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追究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
任。
　　（三）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加强对部门和行业作风的社会监督。民
主评议行风工作要以经济管理部门、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为重点，
并逐步向基层延伸。２００２年乡镇、街道（社区）参与民主评议的基层站（所）
数量要达到３０％以上。要紧紧围绕转变机关作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纠风专项治理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民主评议，注重实际效果。要把重点
评议和日常监督紧密结合，不断创新评议形式，改进评议方法，强化群众监督。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将会同国家旅游局在１３个省（市）开展整顿旅
游市场秩序专项评议工作。
　　（四）加强领导，改进作风，确保各项纠风工作任务的完成。各地区、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纠风工作，落实领导责任制，并按照统一部署，抓好本地区、本部
门纠风工作任务的落实。各级纠风工作机构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及时发
现问题，加强工作指导。要把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
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重视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纠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要加强纠风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不断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增强法制观念，依法开展工作，努力取得纠风工作
的新成效。



准行政行为研究[1]

皮宗泰 王彦


摘要：准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本文通过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分析，试图找出准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差异。通过对准行政行为表现形态进行列举式的归纳，使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走进现实的复杂环境中。笔者还结合司法实践中获得的实证材料，对准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观念表示;间接法律效果

On the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bstract: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is defined as the factual expression render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bodies by exercis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which will in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administrative legal effe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nveil the attributes of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nd any other kind of administrative act by probing into its concept. By listing the modes of the expression of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it is expected to connect the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to complex reality. Based on the positive material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act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factual expression indirect legal effect


准行政行为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准行政行为的提法，准行政行为更多地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学者们提起缘于对行政行为研究的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行政行为”而放弃“具体行政行为”提法可以看到，将行政行为定义在狭义、最狭义的范畴已不适应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扩展的要求。因此，大多数学者们将行政行为定位在广义范畴，认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公法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行政行为也都归于行政行为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一、准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学术界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义不一：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指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1]还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2]。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3]日本有学者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根据行政厅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断或认识的表示,由法律将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起来形成的行政行为”[4]
在这些定义中，第一种观点注意到准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将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区别开来，但作为一种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试图对准行政行为本质进行概括，其观点分属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间接法律效果说”“观念表示说”。第四种观点总体上可归属于“观念表示说”，但认为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产生只与法律规定有关，排除其它事实对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影响，尚不全面。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是定义者叙述和角度的差别，尚未构成根本对立。因此，融合“间接法律效果说”和“观念表示说”渐成通说。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5]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观念表示”与“间接法律效果”二个要素，其中，“观念表示”是准行政行为成立的根本前提，“间接法律效果”是“观念表示”的必然产物。
根据通说的定义，准行政行为具有下列特征：
1、准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准行政行为首先是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即行为者为行政主体，不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掌握这个特征有助于我们区分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行为，两者的区别其后详述。
2、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行政行为。观念表示不同于意思表示，后者是指行政主体把进行某一行政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改变相对人权利义务。譬如，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交通警察以手势指挥交通，以实现对相对人的规制。而观念表示仅是行政主体就具体事实作出判断后表明观念的行为，这种表态并不为相对人设定任何权利义务。譬如，工商机关告知相对人对其办理营业执照申请的受理，税务机关催促办理纳税申报的通知等，其意图仅是告诉相对人关于某种事实或状态的信息，并不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丧失或变更。
3、准行政行为是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准行政行为一定要产生法律效果，否则无法区别于事实行为。但是准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不具直接性。行政主体虽然作出准行政行为，但要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法律效果，必须依赖有关法律的规定或新的事实。“准行政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必然的、确定的、即刻的法律效果，只有当新的事实出现时，或者其他主体作出与该事实相关的行为时，处于休眠状态的的效果意思才表现出其“对外”的法律效果特性”。[6]譬如，工商机关的受理相对人申请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并不与最后决定颁发执照有必然联系，受理行为仅通过最后结果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现实影响。此外，准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果还依赖法律的规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或判断要产生法律效果，离不开实定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而饮水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不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正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同。”[7]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行政机关如果仅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是一种事实性认定，将交通事故与违章行为联系起来，分出是非责任，并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无疑起决定作用。
4、准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认为“行政行为不是一个个单一、孤立、静止的行为,而是一系列不断运动、相互关联具有承接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又构成一个个多层次的、极为复杂的系统”[8]根据有关研究，行政行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调查取证阶段、作出决定阶段和宣告送达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可能存在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以及程序行政行为等独立的行政行为。但是，从行政行为完成的整个过程看，这些行为又具有相对性，仅仅可能是构成行政行为若干链中的一环。譬如，受理行为和通知行为，可能存在于行政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或者宣告送达阶段，成为一个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由于该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缺乏完整行政法律行为的效果要素，所以对相对人不产生确定的法律规制效果。再如，行政机关的某些咨询、请示、答复等行为，由于正处于行政行为运转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尚未外化，法律效果尚未形成，被称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准行政行为范畴。可以认为，相当多的准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过程性的体现。
二、准行政行为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及意义
（一）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又称法律性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以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且实施该行为时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后果看对相对人能产生羁束力的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完整的法律效果，作出后即产生拘束力、执行力、确定力，表现形式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命令等。准行政行为非以意思表示而以观念表示为构成要素，依赖法律规定或法律事实而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准行政行为只产生行政法律行为的某些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确定力。譬如，行政机关确认某种关系是否存在，某个主体是否具备某种资质。还有某些证明行为，只是证明某种事实状态。这些行为具有确定力，但并不像行政法律行为那样具有执行力。总之，可以认为，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准行政行为在法律效果上欠缺行政法律行为完整要素，这主要由观念表示和意思表示的差异性所决定。
（二）准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间接引起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得丧变更等法律后果的行为”[9]。行政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在主体和权力属性上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职权有关的行为。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果。“这种法律效果既包括主观上是否以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又包括客观上能否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10]这种法律效果有别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法律后果，行政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可以产生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司法审查（如行政赔偿）。而准行政行为以追求一定行政法律效果为目的，尽管这种效果是间接的，但不并妨碍行为的客观效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追求的一致性。譬如，工商机关受理相对人颁发营业执照的申请，尽管并不必然导致执照的颁发，但受理行为已表明工商机关将通过是否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效果上都不可能构成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因此，行政主体的例行检查、调查等行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检查、调查行为除外）以及行政指导行为都属于事实行为而非准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与程序行政行为
程序行政行为是与实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代表性观点：“程序行政行为指由法律设定的，规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形式与步骤的一系列补充性、辅助性措施的总称”；[11]学术界对程序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我们认为，事实行为属于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范畴，程序行政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不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某些例行检查、调查行为）。一般而言，完整行政行为是一个程序和实体的统一体，因而程序行政行为与实体行政行为一样应当产生法律效果。“在一定情况下，程序行政行为实施所产生的物质后果（如调查所得到的资料）会对行政实体行为产生影响，并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间接的后果。” [12]可见，程序行政行为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主体通过程序行政行为，辅助并保障实体行政行为作出，从而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具有同一性，某些准行政行为如告知、通知，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程序步骤，但亦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虽然某些程序行政行为可以归属于准行政行为，却不可以推说准行政行为就是程序行政行为。因为许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行为并不都具程序性，譬如规划管理机关确认违章建筑，工商管理机关出具企业登记情况说明等，这些行为并非辅助性、补充性的程序性措施，不是程序行政行为，但属于准行政行为。由此，我们认为，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交叉关系：程序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属于准行政行为（尚有部分属于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是程序行政行为。
（四）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
行政主体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和组织，包括根据组织法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也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某一具体事项行使管理权的社会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泛指那些形式上具备行政主体的某些特征，或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潜在对象的机构和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只有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才是准行政行为。准行政主体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实践中，有人把准行政行为的“准”理解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准”，将没有取得授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也纳入准行政行为范畴。譬如，有人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具有代表国家向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资格，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因授权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此时并不因为学校较其它行政主体的特殊性而改变其行为的行政性质。同样，对于法律授权以外的其它教育管理行为，学校亦不当然成为行政主体，其在自治范围内实施的教育管理行为非行政行为，更不能算准行政行为。此外，对于某些体育社团，本属于半官方民间自治组织，不能因为其拥有较强的管理、制裁权力，俨然以“准行政机关”自居，其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若其获得法律授权，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否则，其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讲，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行政行为，而后者不是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
（一）受理。受理行为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就行政相对人要求准许其享有某种权利或免除某种义务，或对提出的投诉、申请，在程序上作出接受、拒绝表示，或者接受后拖延、退回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13]受理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的申请，以接受申请或拒绝申请这种观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为，将产生这样的法律效果：相对人或者已跨过行政主体设置的程序“门槛”进入实现实体利益的“殿堂”，或者面临程序阻隔，被挡在“门槛”之外，从而彻底丧失进入“殿堂”实现实体利益的可能。从实现相对人实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受理行为无疑是起到间接影响作用。
（二）登记。登记指法定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就其权利享有状态进行审核并将该事实记载于相关簿册的行为。登记行为不包含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没有设定任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只代表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同样，行政主体的不登记行为也是一种观念表示。“登记机关虽然也可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但是该决定的作出只是在登记机关认为相对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观念判断而非意思表示。”[14]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动产物权登记中，产生物权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效果缘于民事主体的民事交易，并非行政主体的登记导致物权变动。登记行政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对相对人产生影响，因为“登记行为中的行政机关的核实、登记等观念作用也只是在相对人的民事权利上叠加了一层官方认可的色彩，而民事权利的取得、变动等效果并未因登记而变化。”[15]
（三）证明。证明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证明其存在与否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申请，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者关系进行的甄别和认定。公证、鉴定、鉴证、审核验证等都属于证明范畴。证明之所以属于准行政行为，是因为“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16]譬如，司法局颁发律师资格证书、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公安局给居民办理身份证以及税务局出具完税凭证，无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事实加以认可，这种认可来源于法律授权，对相对人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四）确认（认定）。“确认指行政主体对有疑义或有争议的特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并宣告其存在与否或正确与否的宣告行为。”[17]根据定义，可以得出确认的主要特征：1、行政主体确认的内容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2、确认行为是对事实、关系、地位、权利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甄别与确定（肯定或否定），并不创设新的事实和法律关系。3、确认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间接的联系。“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认定行为的内容，而只是在认定行为的基础上、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认定行为往往被当作程序性的行为，或者被视为行政行为的一个过程环节。”[18]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行为广泛存在。譬如，确认发明专利，确认公民身份，质量体系认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伤认定等。
（五）鉴定。鉴定指鉴定人在行政程序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并得出事实性结论的行为。鉴定是技术分析的形式，虽通过鉴定可能在原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但通常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增减得失安排。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主要通过以鉴定结论为依据的行政处理或者在司法诉讼中被采信而发挥影响力。不借助其它事实的发生，鉴定结论无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鉴定结论的观念性色彩浓重。
（六）通知（公告）。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指行政主体将已经作出的行政决定告知相对人。一般说来，在通知行为中，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是行政决定，将行政决定传递给相对人的通知并不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通知的作用类似送达，目的是使相对人了解行政行为内容。譬如，交通管理机关向相对人发出《违章通知》，该通知并不是对相对人的处罚，而是要求相对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行政处罚，其意图是告诉相对人关于违章事实或状态的信息，让相对人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公告与通知性质类似，只不过公告的受众比通知更为广泛，告知的内容可能更具普遍性。
（七）答复。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答复，指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请求事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所作出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回复。在答复行为中，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要求处理特定事项的申请，告知其按过去已实施的行政决定办，作为一种观念表示，并没有给当事人增加新的权利义务。譬如，信访部门对当事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请，答复按此前有关部门已作决定办，即属于对当事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八）咨询（请示）。咨询指行政主体为准备作出行政行为而向有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或上级部门征求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意见的行为。通常这类行为属于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步骤，有关咨询或请示意见尚停留在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观念中，并未付诸实际，在行政行为未最终完成前并不构成对相对人的直接影响，若引起诉讼，通常因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并不全面，行政行为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也应多姿多样，只不过有些准行政行为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司法个案中或可找出蛛丝马迹。此外，已列举的若干表现形态并不为准行政行为所独有，因此，我们使用了诸如“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措词。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行政行为也会有同样的表现形态，只不过该表现形态的意思要素和效果要素已发生质变。譬如，我们说通知行为是准行政行为的一个表现形态，是因为该通知成为行政主体向相对人告知行政决定的一种形式，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决定而非告知行政决定的通知。但是，如果行政决定与通知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某些授益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本身就包含“通知”这个环节，如果欠缺“通知”，相对人就不可能从行政行为受益，授益行政行为亦不能成立，不会发生行政机关所期待的任何法律效果。此时，通知已经是一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而不再是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了。
四、准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由与可诉的例外
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决定于是否同时具备以下标准：
第一，主体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确立主体标准可以排除下列行为可诉：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立法机关)的行为；政党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企事业单位、公司法人所实施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
第二，内容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必须是行使与国家职权有关的行为，包括国家行政行为和公共行政行为。确立内容标准可排除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民事行为，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管理行为的可诉，这些行为不具有社会公共事务性。
第三，结果标准。可诉的行政行为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谓实际影响指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已经造成了损害，其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的行政行为虽还没有执行，但行政行为已经产生确定力，如果相对人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也应当认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根据结果标准，我们可以排除内部行政行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和重复处置行为的可诉。
第四，必要性标准。指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如果不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相对人就没有其它救济途径了，故必须赋予这类行政行为可诉，才能根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权利必有救济”，但不是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还存在通过其它方式救济的可能。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没有行政诉讼“必要性”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调解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第五，可能性标准。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的可能。这类标准具有强烈国家意志色彩，与国家对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容许程度系系相关。在我国，目前有几种行为不适宜由司法机关来审查：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它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能性。
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须运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予以衡量：若同时具备可诉性标准规定的要求，意味着准行政行为与其它可诉行政行为一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反之，则应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根据前面对准行政行为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具有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从主体标准和内容标准看，准行政行为已具备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从可能性标准看，准行政行为亦不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行为之列，具有可诉的实定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关键看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