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毛立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3: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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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毛立新
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相隔七年之后的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成为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关注的热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由此带来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将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刑事执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目前，法学界正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
学者们提出，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坚持以下主要原则：（一）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相结合原则；（三）坚持在现行宪法体制下进行修改原则。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大形势下，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切实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于修改的幅度，多数学者认为，考虑到短期内宪法不可能再次修改、司法独立尚未确立等因素，目前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大改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小改又不能解决存在的许多问题，因而，实行中改较为适宜。关于修改的路径，多数学者认为应从解决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突出问题入手，抓住重点，兼顾全局，逐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公正优先打击与保护、实体和程序并重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多数学者主张应坚持公正优先，认为刑事诉讼的最主要价值是公正，没有公正的效率是零效率和负效率。在公正与效率不可兼得时，宁可牺牲效率也要维护公正。打击与保护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既不能为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也不能因片面强调保护而削弱打击犯罪。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打击、轻保护”，因而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护。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坚持两者并重，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因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重点重强调程序公正。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我国的程序性违法制裁机制，以进一步增强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维护程序公正。
确立保障合法权利的诉讼制度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多数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学者们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予以修改，以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多数学者认为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实现控辩平等，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予确认。考虑目前我国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可先行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同时废止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
实行控辩平等和司法审查。学者们提出，应全面贯彻控辩平等原则，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学者们还认为，应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的侦查强制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等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和法官审查批准，并建立我国的侦查法官制度。
改革羁押制度。学者们提出，虽然2003年司法机关清理超期羁押取得成效，但造成超期羁押的深层次原因尚未根除，必须通过改革诉讼制度加以解决。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羁押、超期羁押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分离，并根据不同案件需要科学设定办案期限。
完善刑事证据立法
创新证据概念。针对传统证据概念的“事实说”、“依据说”，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进而将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分为人证和物证。
正确认识证明标准。多数学者支持“法律真实论”，认为刑事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内心确信”的程度。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明必须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法律真实必须以客观真实为坐标。还有学者指出，对“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如何理解仍是个问题，因此必须设立具体的认定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有学者提出，不能让控方承担绝对的、无限的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和辩护人也要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如在贪污贿赂案件中，关于赃款去向问题，应规定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关于程序违法的事实，有学者提出应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
强化庭审质证。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质证重视不够、庭审流于形式问题，部分学者提出要正确认识质证的法律属性，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随意简化。还有学者提出，法官要更多地实行当庭认证，以强化庭审功能，避免“先审后定”、“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为解决证人出庭率偏低问题，学者们提出，应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对无故拒绝作证的证人应追究相应责任；应完善证人保护和证人保障制度，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证人的亲属，并对证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还有学者建议实行证人宣誓制度。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提出目前仅由两高司法解释加以规定，并仅对非法口供予以排除，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庭前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的做法，既没有达到防止法官先入为主的目的，还削弱了律师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为解决辩护方难以了解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问题，在我国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
研究毒品犯罪证据问题。就毒品犯罪中有关证据问题，有学者提出在认定“明知”要件时可采用推定的办法，以减弱控方举证的难度;对缉毒工作中使用的情报人员，其出庭作证要采取特殊的变通方法；缉毒中广泛运用的诱惑侦查方式，刑事诉讼法要设立限制性的规定等。(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毛立新
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相隔七年之后的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成为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关注的热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由此带来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将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刑事执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目前，法学界正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
学者们提出，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坚持以下主要原则：（一）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相结合原则；（三）坚持在现行宪法体制下进行修改原则。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大形势下，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切实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于修改的幅度，多数学者认为，考虑到短期内宪法不可能再次修改、司法独立尚未确立等因素，目前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大改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小改又不能解决存在的许多问题，因而，实行中改较为适宜。关于修改的路径，多数学者认为应从解决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突出问题入手，抓住重点，兼顾全局，逐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公正优先打击与保护、实体和程序并重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多数学者主张应坚持公正优先，认为刑事诉讼的最主要价值是公正，没有公正的效率是零效率和负效率。在公正与效率不可兼得时，宁可牺牲效率也要维护公正。打击与保护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既不能为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也不能因片面强调保护而削弱打击犯罪。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打击、轻保护”，因而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护。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坚持两者并重，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因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重点重强调程序公正。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我国的程序性违法制裁机制，以进一步增强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维护程序公正。
确立保障合法权利的诉讼制度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多数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学者们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予以修改，以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多数学者认为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实现控辩平等，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予确认。考虑目前我国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可先行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同时废止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
实行控辩平等和司法审查。学者们提出，应全面贯彻控辩平等原则，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学者们还认为，应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的侦查强制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等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和法官审查批准，并建立我国的侦查法官制度。
改革羁押制度。学者们提出，虽然2003年司法机关清理超期羁押取得成效，但造成超期羁押的深层次原因尚未根除，必须通过改革诉讼制度加以解决。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羁押、超期羁押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分离，并根据不同案件需要科学设定办案期限。
完善刑事证据立法
创新证据概念。针对传统证据概念的“事实说”、“依据说”，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进而将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分为人证和物证。
正确认识证明标准。多数学者支持“法律真实论”，认为刑事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内心确信”的程度。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明必须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法律真实必须以客观真实为坐标。还有学者指出，对“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如何理解仍是个问题，因此必须设立具体的认定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有学者提出，不能让控方承担绝对的、无限的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和辩护人也要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如在贪污贿赂案件中，关于赃款去向问题，应规定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关于程序违法的事实，有学者提出应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
强化庭审质证。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质证重视不够、庭审流于形式问题，部分学者提出要正确认识质证的法律属性，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随意简化。还有学者提出，法官要更多地实行当庭认证，以强化庭审功能，避免“先审后定”、“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为解决证人出庭率偏低问题，学者们提出，应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对无故拒绝作证的证人应追究相应责任；应完善证人保护和证人保障制度，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证人的亲属，并对证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还有学者建议实行证人宣誓制度。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提出目前仅由两高司法解释加以规定，并仅对非法口供予以排除，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庭前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的做法，既没有达到防止法官先入为主的目的，还削弱了律师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为解决辩护方难以了解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问题，在我国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
研究毒品犯罪证据问题。就毒品犯罪中有关证据问题，有学者提出在认定“明知”要件时可采用推定的办法，以减弱控方举证的难度;对缉毒工作中使用的情报人员，其出庭作证要采取特殊的变通方法；缉毒中广泛运用的诱惑侦查方式，刑事诉讼法要设立限制性的规定等。(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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