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退役士兵安置办法


（2013年7月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13年7月1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62号公布 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接收与移交

第三章 促进自主就业

第四章 合理安排工作

第五章 退休与供养保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保障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退役士兵的接收、安置、服务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是指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的规定退出现役的义务兵和士官。

第四条 退役士兵安置坚持城乡一体、多元安置、体现优待、统筹兼顾的原则，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退役士兵安置以扶持就业为主，实行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与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领导，建立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机制，将退役士兵安置纳入有关规划，将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和安排工作纳入国防动员及“双拥”考核评比目标体系，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经费和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农业、卫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税务、编制、工商行政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认真落实退伍安置、就业、个体经营、税收等各项优惠政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按照有关规定接收安置或者优先招收录用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应当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全社会应当尊重、优待退役士兵，支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 接收与移交

第九条 退役士兵的接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批准提前或者推迟退役的，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可以相应提前或推迟接收。

第十条 退役士兵集中离队返乡期间，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主要车站、港口设置临时接待站、中转站，负责安排退役士兵返乡途中的食宿和交通工具中转换乘，为退役士兵提供服务。

第十一条 退役士兵安置地一般为退役士兵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

退役士兵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者被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其安置地为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第十二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易地安置，享受与安置地退役士兵同等安置待遇：

（一）服现役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户口所在地变更的，可以在父母双方或者一方现户口所在地安置；

（二）符合部队有关现役士兵结婚规定且结婚满2年的，可以在配偶或者配偶父母户口所在地安置；

（三）因其他特殊情况，由部队师（旅）级单位出具证明，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易地安置的。

第十三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本人申请，经省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按照有利于退役士兵生活的原则确定其安置地：

（一）因战致残的；

（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三）是烈士子女的；

（四）父母双亡的。

第十四条 退役士兵在市州行政区域内易地安置的，由市州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审批；跨市州行政区域易地安置的，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应当自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30日内，持退出现役证件、部队介绍信到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自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60日内，持接收安置通知书、退出现役证件和部队介绍信到规定的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接收安置通知书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统一签发。

退休、供养的退役士兵到规定的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后，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移交给相应的服务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 退役士兵档案由所在部队团级以上单位移交给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退役士兵档案由退役士兵携带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可以拒收。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退役士兵档案的接收、保管、查阅和转递工作，并建立退役士兵基础信息数据库。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档案，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移交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档案，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移交给退役士兵接收单位组织人事机构管理。

退休、供养的退役士兵档案，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移交给相应的服务管理机构管理。

第十八条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在退役士兵档案审核完毕且退役士兵报到后，为退役士兵开具落户介绍信。

安置地在城镇的，公安机关凭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落户介绍信，为退役士兵办理户口登记，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不在安置地的可以随迁落户。

安置地在农村或者回原籍农村就业，退役士兵申请落户农业户口的，公安机关凭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落户介绍信，为退役士兵办理户口登记，其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落户。

第十九条 士兵被部队除名或者被开除军籍的，不享受对退出现役军人的优待，其档案移交、落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会同军人保险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退役士兵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

第三章 促进自主就业

第二十一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

（一）不符合安排工作或者退休、供养条件的；

（二）符合安排工作条件，但退役时选择自主就业或者退役后放弃安排工作的。

第二十二条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

第二十三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服现役年限从批准入伍之日起算，到下达退役命令之日止。服现役年限按周年计算后，剩余月数不满6个月的按照半年计算，超过6个月不满1年的按照1年计算。

第二十四条 退役士兵滞留部队期间，不发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士官按义务兵处理退役的，参照义务兵发给一次性经济补助；因学习成绩、身体条件不合格被军事院校退学或者给予结业的学员，服役2年以内（含2年）的参照义务兵办理，服役2年以上的参照士官办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组织职业介绍、就业政策咨询、就业推荐、专场招聘会等方式，为退役士兵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

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退役士兵提供档案管理、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

第二十六条 退役士兵退役1年内，可以在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培训机构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并免收教育培训所需的学杂费、住宿费等费用；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推荐就业。

退役士兵退役1年以上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培训费补贴或者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教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等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组织指导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第二十七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报考成人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享受下列优待：

（一）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的，分别由市州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技工院校主管部门根据条件和本人意向，免试安排入学；

（二）报考成人高等学校的，录取时可在其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其中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录取时可在其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三）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录取时可在其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其中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者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录取时可在其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第二十八条 自主就业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人民法院定向岗位招生时，优先录取；退役后3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大学专科学历的，免试入读成人高等学校本科，或者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第二十九条 退役士兵入伍前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者被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退出现役后2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和减免学费等优待；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直接获得学分；入学或者复学后参加国防生选拔、参加国家组织的农村基层服务项目人选选拔的，优先录取。

第三十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入伍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职工，退出现役后可以选择复职复工，其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不得低于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的平均水平。

原工作单位合并的，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原工作单位撤销的，由其上一级主管单位负责安置。

第三十一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个体经营、税收、贷款、户籍等方面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优惠政策。

有劳动能力的残疾退役士兵，优先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残疾人就业优待。

用人单位招收录用或者聘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符合规定条件的，依法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

第三十二条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入伍前通过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违法收回或者强制流转；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非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期内其家庭成员可以继续承包；承包的农村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或者占用的，与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回入伍时户口所在地落户，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没有承包农村土地的，可以申请承包农村土地，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应当优先解决；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发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时，应当享有优先承包权。

第四章 合理安排工作

第三十三条 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一）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

（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三）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

（四）是烈士子女的。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退役士兵，在艰苦地区和特殊岗位服现役的，优先安排工作；因精神障碍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和国防义务均衡负担的原则，对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进行安置，保障其第一次就业。

对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较重的县（市、区），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统筹安排。

第三十五条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照顾特殊弱势群体的原则，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予以安置。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会同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年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人数和用人单位实际情况，确定本级人民政府安排退役士兵工作计划，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三十七条 中央国家机关驻鄂直属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省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安排退役士兵工作计划，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会同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安排退役士兵工作的任务。

市、县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安排退役士兵工作计划，由市、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会同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编制，报市、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安排退役士兵工作的任务。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录用工作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录用列入政府安排工作计划、符合岗位条件的退役士兵。

国有企业招收聘用职工时，应当提供不少于招收聘用人员数量百分之五的工作岗位，择优录用符合岗位条件的退役士兵。

第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安置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任务，及时接收安置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不得以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形式接收安置。

第四十条 接收安置单位应当在收到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介绍信1个月内安排退役士兵上岗，并与退役士兵依法签订期限不少于3年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对服现役满10年以上的退役士兵，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

合同存续期内，接收安置单位依法关闭、破产、改制的，退役士兵与所在单位其他人员一同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接收安置单位裁减人员的，应当优先留用退役士兵。

第四十一条 非因退役士兵本人原因，接收安置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退役士兵上岗的，应当从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主管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百分之八十的标准按月发给退役士兵生活费至其上岗为止。

第四十二条 对安排工作的残疾退役士兵，所在单位不得因其残疾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因战、因公致残的退役士兵，享受与所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

第四十三条 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服现役年限和待安排工作时间计算为工龄，享受与所在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四十四条 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收退役士兵6个月内，完成本年度安排退役士兵工作的任务。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

第四十五条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遇：

（一）无正当理由，未按照规定期限到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报到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安排工作的；

（三）无正当理由，未按照规定期限到接收安置单位报到的。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在待安排工作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安排工作待遇。

第五章 退休与供养保障

第四十六条 中级以上士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作退休安置：

（一）年满55周岁的；

（二）服现役满30年的；

（三）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6级残疾等级的；

（四）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

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6级残疾等级的中级以上士官，本人自愿放弃退休安置选择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的，可以依照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的中级以上士官，本人自愿放弃退休安置的，可以选择由国家供养。

第四十八条 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出现役的，由国家供养终身。

国家供养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集中供养：

（一）因残疾原因需要经常进行医疗处置的；

（二）日常生活需要护理，不便于分散供养的；

（三）独身生活，不便于分散供养的。

第四十九条 符合退休、供养条件的退役士兵实行计划交接，其生活、住房、医疗等保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

（二）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出具虚假鉴定、证明的；

（三）未履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职责或者未落实退役士兵扶持政策措施的；

（四）对退役士兵实施就业歧视的；

（五）截留、挪用、侵占退役士兵安置专项经费的；

（六）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第五十一条 接收安置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安置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

（二）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三）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

第五十二条 接收安置单位未按照规定计算退役士兵工龄、工资、福利待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接收安置单位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对接收安置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第五十三条 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取消其相关安置待遇：

（一）伪造或者非法获取有关文书、证明材料骗取安置待遇的；

（二）在政府安排工作的考试考核中弄虚作假的；

（三）采取其他违法方式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或者在安置工作过程中从事违法活动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1989年10月17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北省退伍义务兵安置实施细则》，2000年3月17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北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2011年11月1日以前入伍、本办法施行后退出现役的士兵，执行本办法。本人自愿的，也可以选择按照入伍时国家和本省有关退役士兵安置的规定执行。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姜朋


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一、法律关系的分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内幕人的界定
（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
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
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
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
（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
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
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
《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
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
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
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
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
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
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
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
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
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
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
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温赛两学者创设二词时所处的立场、所追求的目标、所采取的标准都不尽相同，因而很难说二者处于一个层面。其次，在学理上，很多学者依权利内容不同而划分出支配权与形成权，同时将请求权与抗辩权视为一组范畴。[17]也有学者将支配权、请求权、变更权视为一组，又在变更权项下分出形成权。[18]无论何者都说明在学者的观念中二者不是一个层次的。 再次，既然二者不在同一层面上,则二者的总和也就不可能涵盖私权的全部内容了。复次，要证明二者互相排斥、不存在交叉也是困难的。虽然乍看起来，请求权为权利人请求他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即义务人负有配合权利人为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19]而形成权似乎不待他人协助就能生效，只需权利人的单独行为即可达权利发生变动的目的。但事实上，从相对人方面看，其亦负有消极的、不作为的（容忍）义务。而且某些情况下，形成权还可以由于相对人的抗辩而失效（如对抵销权的抗辩）[20]。因此在相对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情形下，形成权与请求权可谓异曲同工了。
（二）无论哪个观点似乎都认为形成权与请求权是独立的权利。然而对于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这种分类，李宜琛先生早就指出：“其实不过权利之说明，并非权利自身之分类"。 [21]申言之，首先，关于请求权是权利还是权能问题，梅仲协先生曾指出：“请求权系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其内容。”[22]由此而论，请求权实仅为权利的一项权能。正如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虽常被称为权利，但仍仅是权能一样。“就经济上言，请求权之内容与其权利相一致，但相对权与其请求权之间亦不无差异之点。”以债权为例，此差异表现为：（1）请求权与债权并非一一对应，一个债权内可能存在着数个不同内容的请求权。（2）虽然债权的核心是请求权，但债权不仅仅产生请求权，于特殊情形时，也可能产生代位权、撤销权、解除权、选择权、变更权等[23]（其皆属于形成权）。（3）从权能角度分析，债权通常兼具诉请执行力（请求力）、强制执行力（执行力）、依法自力实现力和处分权能等。[24]因此，请求权实在仅是权利的一种权能而已。其次，关于形成权是权利还是权能问题，其情形与请求权相似，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形成权系可发生某种具体法律关系之权能，……属取得权利发展过程中之中间状态”，其“权利人得利用法律赋予之权利以单方行为使权利发生变动。”[25]
由此可见，无论形成权还是请求权，均非独立的权利而仅为权利的一种权能而已，因而在理论上探讨归入权的性质为请求权还是形成权未免不妥。
（三）从实意角度看，在我国台湾以及日本探讨此问题尚可理解 ：其证券法中都有关于归入权行使期间的规定。[26]若认为归入权为请求权，则此期间为诉讼时效；而若认为其为形成权，则此期间为除斥期间。“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的是请求权的‘权利’”，而“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消灭的是请求权本身”。 [27]二者确有差别。然而我国《证券法》对此未做规定，解释上似应认为适用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于此讨论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并无实意。
（四）最后，就前述形成权说中几处不严谨的表述加以说明。其一，关于基础权利。该说似认为只有请求权才需以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形成权并不需要。这种认识似乎不妥。请求权固为派生性权利，乃权利之功能。而形成权亦需依附于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不能单独为让与[28]。事实上，许多形成权亦需以基础权利之存在为必要，如选择之债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抵销权等均以债权为其基础权利。另外，该派学者似乎认为唯有所有权方能成为请求权之基础权利[29]，又未免误会。其二，形成权说认为归入权之行使引起既存法律关系变动，亦属不妥。如前所述，收益归入制度中存在三层关系，于归入权行使之前，前两层关系已经存在，并且因各方当事人的履行而终结。归入权的行使并未使之发生任何改变：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曾改变，其权利义务、以及依此而获得的对待给付都不曾改变。
综上可知，归入权的性质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问法不对。”笔者认为，在性质上归入权为债权，当然，考虑到人们的语言习惯（如我们常说债权为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权），在侧重于归入权的权能或作用的前提下，说其为请求权[30]也可以，但应当明确这不是指性质而言。
最后顺便指出，归入权之权利人为公司，但在行使上需由公司董事会来进行。由于董事会为公司执行机关，有权代表公司，因而董事会的行为即为公司的行为，而不应解释成行使代位权或代理。另外，当董事会怠于行使归入权时，其他股东仅有权要求其行使，而无个人诉权[31]。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此系出于防范滥诉的目的。因为若承认股东个人诉权，则必须同时防止滥诉，而对股东诉权加以限制（比如要求股东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这又容易造成一些股东利用此制度反对另一些股东的局面，使之沦为股东之间解决个人恩怨的手段。于是立法者退而求其次，亦可理解。[32]
六、《证券法》上与《公司法》上的归入制度
我国《证券法》第42条规定了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而在此前，我国《公司法》亦创设了归入制度，即当公司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时，公司享有收益归入权（第61条）。在理论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值得思考。
对两项制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差别所在：1．义务人的差别。《证券法》上归入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持有一个股份公司5%已发行股份的股东；而《公司法》上归入制度则适用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并不涉及公司股东。2．收益来源的差别。《证券法》将收益限定于内部人从事短线交易所得；而《公司法》则规定为，义务人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营业，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所得的收入。相较而言，后者范围较广，包括了损害公司而自己获益的情况。3．先在义务的差异。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之外一般不对公司负其他义务。因而其为股票交易不构成对先在义务的违反，立法亦未对其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做出否定性评价。而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负有忠诚、谨慎、勤勉、竞业禁止等义务[33]，其违反先在义务的竞业行为势必要受到否定性评价。4．功能的差异。《证券法》上归入制度存在两种功能：一为静的功能，即以此制度来阻吓内幕人，使之不为短线交易行为，从而减少或抑制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与秩序；一为动的功能，即当出现短线交易行为时，使公司能够得到短线交易的收益。而《公司法》上的归入制度则直接将锋芒指向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行为，以维护公司利益不被“蛀虫”吞噬。5．请求权人的差异。《证券法》明确规定由董事会行使归入权，且当其怠于行使时，其他股东有催告权。而《公司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显得很笼统。
以上这些差异，有的是属于立法技术上的，也有的是由于各自功能所限。但二者的理论基础和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一项法定之债，对义务人课以利益给付义务，同时赋予公司归入权。二者联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我国商法上的公司归入制度。而这种制度上的契合，对于商法整体性优势的发挥和中国商业法制的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 本文发表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
[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著者自版，第200页。
[2] 赖英照著：《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
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
[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
[7]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
[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